Madness
Civilization
疯癫与文明
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
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
——帕斯卡
在现代安谧的精神病世界中，现代人不再与疯人交流。一方面，有理性的人让医生去对付疯癫，从而认可了只能透过疾病的抽象普遍性所建立的关系；另一方面，疯癫的人也只能透过同样抽象的理性与社会交流。这种理性就是秩序、对肉体和道德的约束，群体的无形压力以及整齐划一的要求，共同语言根本不存在。
自中世纪以来，欧洲人与他们不加区分地称之为疯癫、痴呆或精神错乱的东西有某种关系。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模糊不清的存在，西方的理性才达到了一定的深度。
愚人船
在中世纪结束时，麻风病从西方世界消失了，但是收治麻风病人的机构保留了下来。根据帕里斯的说法，整个基督教世界的麻风病院多达一万九千个。两三个世纪以后，往往在同样的地方，人们将会使用惊人相似的排斥方法。贫苦流民、罪犯和“精神错乱者”将接替麻风病人的角色。我们将会看到，他们和那些排斥他们的人期待着从这种排斥中得到什么样的拯救。实际上，这种严格区分的重大方式既是一种社会排斥，又是一种精神上的重新整合。
愚人船载着那些神经错乱的乘客从一个城镇航行到另一个城镇，疯人因此过着一种轻松自在的流浪生活。城镇将他们驱逐出去；在没有把他们托付给商旅或香客队伍时，他们被准许在空旷的农村流浪。
疯人被置于里外之间，对于外边是里面，对于里面是外边。水域和航行确实扮演了这种角色。疯人被囚在船上，无处逃遁。他被送到千支百叉的江河上或茫茫无际的大海上，也就被送交到脱离尘世的、不可捉摸的命运。他成了最自由、最开放的地方的囚徒；被牢牢束缚在有无数去向的路口。他是最典型的人生旅客，是旅行的囚徒。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水域和疯癫长期以来就在欧洲人的梦幻中相互联系着。水质是一种晦暗的无序状态、一种流动的混沌，是一切事物的发端和归宿，是与明快和成熟稳定的精神相对立的。
15世纪下半叶或稍晚期，死亡的主题独领风骚。人的终结、时代的终结都带着瘟疫和战争的面具。笼罩着人类生存的是这种万物都无法逃避的结局和秩序。甚至在此岸世界都感受到的这种威胁是一种无形之物。
但是在该世纪的最后岁月，这种巨大的不安转向了自身。对疯癫的嘲弄取代了死亡的肃穆。人们从发现人必然要化为乌有转向戏谑地思考生存本身就是虚无这一思想。面对死亡的绝对界限所产生的恐惧，通过一种不断的反讽而转向内心。人们提前解除了这种恐惧，把死亡变成一个笑柄，使它变成一种日常的平淡形式。
疯癫主题取代死亡主题并不标志着一种断裂，而是标志着忧虑的内在转向。受到质疑的依然是生存的虚无，但是这种虚无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外在的终点，即威胁和结局。它是从内心体验到的持续不变的永恒的生存方式。
疯癫的魅力在于它就是知识，这些荒诞形象实际上都是构成某种神秘玄奥的学术的因素。而这种无法接近、极其可怕的知识则早已被天真的愚人所掌握。作为知识象征的树（允诺永生和使人犯下原罪的树），它曾种在人间乐园的中央，但后来被连根拔掉，成为了愚人船上的桅杆。
这种愚人的智慧是被禁止的智慧，它既预示着撒旦的统治，又预示世界的末日，既预示终极的狂喜，又预示最高的惩罚，既预示它在人世间的无限威力，又预示万劫不复的堕落。
胜利既不属于上帝，也不属于撒旦，而是属于疯癫。
16世纪耶罗尼米斯·博斯《愚人船》
大禁闭
15世纪出现的重大威胁消退了（对死亡与末世的悲情），疯癫仍在，但是变得明晰和温和，成为理性的随从和必不可免的仪仗队。疯癫不再是处于世界边缘，人和死亡边缘的末日审判时的形象；疯癫的目光所凝视的黑暗已经消散。疯癫不再凭借奇异的航行从此岸世界的某一点驶向彼岸世界的另一点。愚人船不再是那种捉摸不定的和绝对的界限。它现在停泊下来，牢牢地停在人世间。没有船了，医院。
文艺复兴使疯癫得以自由呼喊，但驯化了其暴烈性质。古典时代旋即用一种特殊的强制行动使疯癫归于沉寂。
17世纪产生了大型的禁闭所，几个月内巴黎城中每一百人至少有一人被禁闭在那里。禁闭这种大规模的、贯穿17世纪欧洲的现象，是一种治安手段。在危机之外的时期，禁闭获得另外一种意义。它的压迫功能与一种新的用途结合起来。其功能不再仅仅是禁闭不工作的人，而是还包括给禁闭者提供工作，使他们对民族繁荣做些贡献。在就业充分和工资高涨时期，它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在失业严重时期，它收容了游手好闲者，发挥了防范骚乱和起义的社会保护作用。
禁闭作为一种经济措施和社会防范措施是一项发明，然而在非理性的历史上，它标志着一个决定性时刻：此时人们从贫困、没有工作能力、没有与群体融合的能力的社会角度来感知疯癫；此时，疯癫开始被列为城市问题。
理性通过一次预先为它安排好的对狂暴的疯癫的胜利，实行着绝对的统治。这样，疯癫就被从想象的自由王国中强行拖出。它曾凭借想象的自由在文艺复兴的地平线上显赫一时。不久前，它还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李尔王》和《堂吉诃德》中——踉跄挣扎。但是，还不到半个世纪，它就被关押起来，在禁闭城堡中听命于理性、受制于道德戒律，在漫漫黑夜中度日。
KingLear
疯人
直至17世纪，即使是最粗暴残忍的罪恶，也不会不公之于众便加以处置和惩罚。光明正大的忏悔和惩罚完全可以抵消产生罪恶的黑暗。在做出消灭罪恶的结论之前，必须使罪恶受到公开的供认和展示。
相反，禁闭显示了某种将非人的罪恶完全视为耻辱的良心。罪恶在某些方面具有传染力，具有制造丑闻的力量，公之于众反而使其无限繁衍。除了防止带坏世风外，为了家族或宗教的名誉也足以将一个人送进禁闭所。古典时期因这种非人性存在而感到耻辱，而这种感情是文艺复兴时期所没有的。
然而，在这种掩盖之外有一个例外，展示疯子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中世纪风俗。德国的某些疯人塔装有栅窗，让人们可以看到锁在里面的疯子。医院每周日展览精神病人，收费一便士，年收入可达四百磅，即九万多人次参观。
禁闭将非理性隐匿起来，从而泄露了它所引起的丑闻。但是它公开地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疯癫，集中于疯癫。如果说，在对待非理性时，其主旨是避免丑闻，那么在对待疯癫时，其目的则是将其组织起来。
文艺复兴时期，疯癫无处不在，透过它的形象或它的威胁混合在一起。在古典时期，疯癫被隔在栅栏展示。凡是在他出现的地方，它都被隔开一段距离，受到某种理性的监督。这种理性不再认为自己与之有任何联系，不允许自己与之有或许相似之处。疯癫变成某种供观看的东西，不再是人自身包含的怪物，而是具有奇特心理机制的动物，是人类长期受其压制的兽性。
古典时期人们认为疯人不是病人，兽性使病人免于受到人身上脆弱、不稳定、不健康因素的伤害，从鲁莽的野兽界借来的愚钝，使病人能够忍受饥饿、高温、寒冷和疼痛。这就是为什么极端的疯癫从来很少跟医学相联系，它也不可能与改造教养领域有所关联。脱缰的兽性只能用训戒和残忍来驾驭。
激情与谵妄
为什么古典时代一方面力求避免无理智者的非道德所必然带来的耻辱，一边又对疯癫的兽性加以夸大？这就揭示了古典时期在疯癫和其他非理性形态之间所规定的距离。
当其他形式的非理性被精心掩盖起来时，疯癫的丑闻却能受到赞扬的原因。非理性的丑闻只能产生具有传染性的离经叛道的榜样，而疯癫的丑闻则向人们展示，人类的堕落如何使它们接近兽性，上帝拯救人类的仁慈能远及何处。
疯癫是人的野兽化身，是人类堕落的极点，是人的罪恶的最明显记号，是上帝仁慈的最远对象，是必须重新获得普遍宽恕和清白的象征。
基督来到人世时应允要在自己身上打上人类状况的一切记号和堕落本性的各种污点。从贫困到死亡，他走完受难的漫长过程。因为疯癫是受难的一种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是临终前的最后形式，所以它现在对于那些正在承受它的人来说，就将成为一个受尊敬和同情的对象。疯癫是人类真相的最低界限，这个界限不是偶然的，而是根本性的。正如死亡是人类生命在时间领域的极限，疯癫是人类生命在兽性领域的极限，基督的死亡使死亡变得纯洁，最充分体现兽性的疯癫也同样因此变得圣洁。
基督教经验的十字架上的疯癫的重大主题：当古典时期的基督教谈到十字架上的疯癫时，仅仅是为了羞辱虚假的理性，给永恒的真理之光增添光辉。肉神显灵的上帝的疯癫只不过是尘世间非理性的人所不能辨认的一种智慧。“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这个世界的丑闻，在当时人们的眼中他是愚昧和疯癫的体现。”但这个世界被基督教征服后，这种疯癫将只有一种意义，即在这些因这一丑闻而群情激奋的良心中揭示出众多盲目的灵魂“不要让你的十字架——它已为你征服了世界——依然成为傲慢者的疯癫和耻辱。”基督教的非理性被基督徒自己放逐到理性的边缘，自波尔罗亚尔女隐修院直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的两个世纪里，人们不得不等待基督重新获得对其疯癫的赞美，等待着羞辱恢复其启示的力量，等待着非理性不再仅仅是理性的公开羞辱对象。
基督受难与尼采
医生与病人
此章中介绍了不少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治疗疯癫的方法，比如强固法，食用阿魏（印度和波斯阿魏属植物的胶脂，恶臭）、琥珀油、烧焦的皮毛、查拉斯（印度的一种强刺激毒药，由植物胶脂制成）、匈牙利王后水等，还有直接食铁，这种既十分坚实又十分柔软，既有极强的刚性，又能使懂得如何使用它以达到自己目的者任意摆布它。还有清洗法，用一种明亮清洁的血液置换忧郁症患者过量的、粘滞的、被苦涩体液所渗入的血液，因为清洁血液能驱散谵妄。注射血、防腐剂（没药和芦荟）、疥疮液、苦药、奎宁硫酸、肥皂等；三是浸泡法，将疯癫病人无防备地投入水中，水以其简单的净化功能，冲刷造成疯癫的各种不洁之物，“把病人的越轨思想消灭地干干净净，不留任何痕迹。而这只有通过在几近死亡的状态下抹去这些思想才能做到”；四是运动调节法，“散步、旅行、骑马、做室外操、跳舞、看戏、读闲书、工作等，均能排遣苦苦纠缠的想法。”最终蜕变为著名的“离心分离法的旋转机”
如果浸泡法一直隐喻着关于沐浴和再生的伦理上的和几乎宗教上的记忆的话，那么我们在运动疗法中也会发现一个相对应的道德主题。这个主题是，回到现世中，通过回到自己在普遍秩序中的原有位置和忘却疯癫，从而把自己托付给现世的理智。由于疯癫既是一种错误，又是一种罪过，因此它既不洁又孤立；它脱离了现世和真实，而它又因此陷入邪恶。它的双重虚无性就在于一方面它是那种非存在物的可见形式，而非存在就是邪恶的，另一方面，它用空虚和谵妄的情感现象来表达谬误的非存在。它是绝对纯洁的，因为它什么都不是。如果说它是什么的话，那么它只是主体的消失点，在这个点上任何真理都被勾销。但它又是绝对不洁的，因为这种虚无是邪恶的非存在形式。
当作为古典时期的标志的这种非理性体验的统一体瓦解时，当疯癫被完全限定在一种道德直觉领域中，因而仅仅是一种疾病时，我们在上面所做的区分便具有了另一种意义；原来属于疾病的东西都被归为机体，而原来属于非理性的，属于超越其话语的东西则划归给心理。正是这种时候，心理学诞生了。这门学科不是揭示疯癫的真理，而是作为一个象征，表示疯癫此时脱离了它的非理性真理，从此它仅仅是一种现象，无足轻重地漂浮在自然本性的模糊表层上。疯癫变成一个谜，除了受到解析外，没有任何真理价值。
大恐惧
虐待狂是一种在18世纪末才出现的重大文化现象，并构成西方想象力的一个最重大转变：通过本能欲望的无限放纵，非理性转变为心灵的谵妄、欲望的疯癫以及爱与死的疯狂对话。
如果说非理性的回归表现为大规模的重现，不受时间制约而自我继承，那么疯癫意识则伴有某种对现代性的分析，因而从一开始就把这种意识置于时代的、历史的和社会的环境中。正是在这一时期以后，非理性的时间和疯癫的时间就具有了两个相反的向量：一个是无条件的回归，绝对的下沉；另一个则相反，是按照历史时序发展。
疯癫与自由：在很长时间里，某些忧郁症被认为是英国人特有的；孟德斯鸠曾将罗马人的自杀与英国人的自杀加以比较，认为前者是一种道德和政治行为，符合其各种教育的结果，后者则是一种病态，因为“英国人没有任何理由就自杀，他们甚至在幸福的怀抱中自杀”。商业自由使人的思想永远不能接近真理，使人的本质必然陷于矛盾，使人的时间脱离四季的变化，使人的欲望屈从于利益的法则。总之，这种自由不是使人拥有自己，而是不断地使人疏离自己的本质和自己的世界。它使人迷恋于他人和金钱的纯粹外表，沉溺于不可自拔的感情和未满足的欲望。正因如此，它是疯癫的决定因素，此时人们很容易将整个世界的疯癫的全部罪过都归咎于自由主义。
疯癫、文明与感受力：一般说来，文明构成了有利于疯癫发展的环境。如果说知识的进步能驱散谬误，那么它也能传播一种趣味，甚至一种嗜书癖。书斋生活，完全陷于抽象思辨，劳心不劳力，这些会产生极其灾难性的后果。“读书人的脑子首先硬化，使他们常常变得无法连贯地思维。”其结果必然是痴呆症。知识变得越抽象复杂，产生疯癫的危险性就越大。毫无疑问，知识在激增，但是它的代价也随之增大。谁能断定今天聪明人比以前更多了呢?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断定的：当今有更多的人患有智力病症。这种知识环境的发展比知识本身更迅速。
文学与艺术的疯癫
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疯癫总是与死亡和谋杀为伍。在塞万提斯的作品中，想象者的意象是被狂妄自负支配着。
然而，疯癫很快就告别了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给他安排的这些终极地位。而且，在17世纪早期的文学中，它受到优遇而占据了一个中心位置。这样它构成了情节纠葛而不是结局，构成了剧情的转折而不是最后的解脱。由于在叙事和戏剧结构中的变化，它便认可了真理的显示和理性的复归。于是人们不再考虑疯癫的悲剧现实和疯癫通向彼岸世界的绝对痛苦，而仅仅嘲弄其幻觉。
然而，疯癫并不因丧失其严重性而改变其本质，反而变得更加强烈，因为它使幻觉登峰造极，从而使幻觉不成其为幻觉。疯癫是最纯粹、最完整的错觉形式，它视谬误为真理，视死亡为生存，视男人为女人，视情人为复仇女神，视殉难者为米诺斯。
在古典时期的体验中，艺术作品与疯癫更多地也是更深刻地在它们相互限制的地方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在那里疯癫向艺术作品挑战，挖苦贬低它，利用它的逼真画面制造出一种病态的幻觉世界。
从萨德和戈雅之后，非理性一直属于现代世界任何艺术作品中的决定性因素，任何艺术作品都包含着这种使人透不过气的险恶因素。
现代世界的艺术作品频频地从疯癫中爆发出来，这一情况无疑丝毫不能表明这个世界的理性，不能表明这些作品的意义，甚至不能表明现实世界与这些艺术家之间的联系和决裂。阿尔托的疯癫丝毫没有从艺术作品中流露出来。他疯癫恰恰表现为“艺术作品的缺席”，表现为这种匮乏的反复出现，表现为从它的各个漫无边际的方面都可以体验到和估量出的根本虚空。尼采在最后的呼喊中宣布自己既是基督又是狄奥尼索斯。从艺术作品的角度看，这种宣告并不是处于理性与非理性的边界上的二者共同的梦想，即“阿卡狄亚牧羊人与太巴列的渔夫”的和解——这种梦想最终实现过，但立即消失了。这恰恰是艺术作品的毁灭，艺术作品因此不可能出现了，它必须陷于沉寂。
尼采究竟是从年秋季的哪一天开始发疯，这个时间并不重要。尼采的疯癫，即其思想的崩溃，恰恰使他的思想展现给世界。这并不意味着疯癫是艺术作品和现代世界所共有的唯一语言，而是意味着一种似乎被世界所湮没的、揭示世界的荒诞的、只能用病态来表现自己的作品，它实际上是在自身内部与世界的时间打交道，驾驭时间和引导时间。由于疯癫打断了世界的时间，艺术作品便显示了一个虚空，一个沉默的片刻以及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它造成了一个不可弥合的缺口，迫使世界对自己提出质疑。艺术作品中必然出现的亵渎成分重新出现，而在作品陷入疯癫的那个时间里，世界被迫意识到自己的罪孽。从此，通过疯癫的中介，这个世界在面对艺术作品时变得有罪。疯癫只存在于艺术作品的最后一瞬间，因为艺术作品不断地把疯癫驱赶到极限。凡是有艺术作品的地方，就不会有疯癫。但是，疯癫又是与艺术作品同时存在的，因为疯癫使艺术作品的真实性开始出现。艺术作品与疯癫共同诞生和变成现实的时刻，也就是世界开始发现自己受到那个艺术作品的指责，并对那个作品的状况负有责任的时候。
戈雅《女巫们的安息日》
尼采《悲剧的诞生》
如果有人能像迈尼普斯所设想的那样，从月亮上观察大地上的无穷骚动，那么他会认为自己看到一群蚊蝇在相互争斗、陷害、偷窃，在游戏、耍闹、跌落和死亡。他也就不会认真看待这些短命的蜉蝣所造成的麻烦和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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