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红军战略大转移，纵横14省，长驱两万五千里。顶枪林冒弹雨，爬雪山过草地，闯激流越关隘，破前堵甩后追……历时之长、行程之遥、境况之险、困难之巨，举世无双，谱写了人类历史上的英雄史诗。
期间，红军连续作战，给养匮乏，环境恶劣，缺医少药。医务人员不顾个人安危，以鲜血和生命铸就忠心赤胆，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救死扶伤。其中，中医药显现了强劲的力量和作用，为长征的胜利和有效保存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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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一年都无法愈合的伤口
“身中枪伤的红军葛尚银得到了遵义县枫香花苗天农民陈绍奎的收留，得以在他家休整养伤。虽然条件简陋，但陈绍奎尽自己所能精心照顾葛尚银，每日用嘴一口口的将伤口的脓液吸出，并用盐水清洗，最后敷上草药。然而奇怪的是，整整一年葛尚银的伤势都不见好转。直到有一天，陈绍奎例行吸脓时，舌头触到一个硬邦邦的物体，才知道原来伤口内一直藏有一个弹头，影响了伤口的愈合。于是陈绍奎用铁丝做成夹子把弹头夹出，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护理之后，葛尚银的伤口终于愈合了……”
这是遵义师范学院王刚老师经常会讲到的一段长征往事，“一个一年都无法愈合的伤口”原来是里面藏着一颗弹头。虽然陈绍奎不是医生，但是知晓除脓杀菌等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伤口处理要领，“草药”“用铁丝做成夹子”两处细节也透露出那个年代十分简陋的医疗条件。从现代临床医学来看，显然陈绍奎对伤口的处理有欠缺，但在那个战火连天的动荡年代，细细品味感动良多。
长征途中缺医少药，包扎伤口的纱布都要循环使用，因为缺乏麻醉药，战士上手术台只能咬牙忍痛。虽然条件艰苦，但老百姓都尽己所能给红军伤员最精心的照顾和护理。没有消炎药，他们就按照祖辈的习惯上山采药；不会引流方法，他们就用嘴将脓液吸出。弹头在伤口内一年未取出，却没有引发全身感染，反而在取出弹头后顺利愈合，这足以说明张绍奎对葛尚银的护理之精心。
红军医务室资料照片图源：晶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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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纱布，没有药棉，没有麻醉药，没有……
中央红军医疗卫生系统最高机构为中央军委总卫生部，部长贺诚。长征途中，贺诚将军作为卫生系统的最高负责人，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办学校、建医院、筹集药品器械，为革命卫生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各军团医院，师有卫生部，团有卫生队，营有卫生所，连有卫生员。伤病员、老人、妇女编为修养连，医院、卫生学校、药材厂等机构。黎平整编后，卫生机构大为缩小，多数卫生干部充实部队。
毛泽东在延安与医务工作者合影（右二为傅连暲，右四为贺诚）图源：新华网
红二方面军成立了总指挥部卫生部，下辖军团卫生部，形成“医院-医院-团绷带所-连火线抢救小组”的医疗系统。红四方面军的主医院和工农药铺。医院和几个分院，总医院分政治部、总务处、医务部，医务部下设西医部、中医部和卫生学校。
长征期间红军的医疗设备、医药用品非常缺乏，但医务人员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动手制作简单的医疗用品。没有纱布，用土棉布加碱反复煮软，用漂白粉漂洗干净，再用食盐水消毒代替纱布；没有药棉，把普通棉花弹散撕成块状，用冷水浸成薄片再用碱水煮，脱去油脂后再用漂白粉漂洗干净，加工成药棉；没有棉布和棉花，医务人员撕自己的被子，经过消毒制成敷料；没有凡士林，就用猪油、牛油或酥油配制软膏；没有夹板固定骨折，就临时砍取树木、竹片代替。
年开始至长征时期，此注射器一直被卫生队使用。由红一军团二师三十团三营九连卫生员江峰同志保存至今，于新疆征集。规格：长9.9厘米，直径1.8厘米，容积3毫升图源：中国军网
长征途中，红军主要的药品来源是缴获敌人物资，或者经过比较支持红军的城镇药铺购买。但由于长征路途险恶，战斗频繁，伤病员多，靠缴获和购买远远满足不了消耗需求。卫生人员因地制宜，在途经川滇地区时，最大限度利用当地山区草药资源丰富的优势，用中草药给战士们疗伤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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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外科医生”——王斌
在中国医科大学的校史中，有一位奠基者是著名外科专家、医学教育家王斌，新中国卫生事业的优秀领导者和主要创始人之一。他带领师生“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铸就红医精神，谱写了“红色医生的摇篮”光辉篇章。
长征途中，王斌校长带领师生边战斗边学习边救护，救治了大批红军战士。途经毛尔盖地区时，周恩来副主席身患阿米巴痢疾并发肝脓肿，情况万分危急。王斌等人为其治疗，在精心护理下周副主席很快恢复了健康。中央文献研究室于年9月曾对时任卫生部顾问的王斌作过的一次访问中记载：“在毛儿盖，总理痢疾很厉害，发高烧，经过检查在大便中发现有阿米巴原虫，从化验结果就可以诊断为阿米巴痢疾……他表现为高烧多天不退，白血球增高，皮肤黄染，肝肿大，我当即怀疑他是阿米巴肝脓肿，触诊肝区已拖到右肠窝内，这种病在红军中见得不少，在临床也看得不少，也做过不少解剖，主要都是一个脓肿，结合化验检查及临床表现，可以确诊为阿米巴肝脓肿……”
在胡耀邦眼里，王斌是“整个红军最好的外科医生”。美国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曾提到对胡耀邦的一次采访。胡耀邦曾是红军中央工作队的成员，年2月，他和自己的宣传小队在遵义不远处等待行动。一排飞机从低空呼啸而过，胡的右髋被炸弹碎片击中，受了重伤。胡耀邦被担架抬进遵义，给他动手术的就是王斌医生。王斌医生是红军俘虏并通过优越待遇争取过来的国民党军队外科医生，他当时的军衔是少校。“这是当时的红军政策，要把技术人员争取到我们这边来，特别是无线电报员、医护人员，还有重机枪手。”胡耀邦回忆说。
王斌等合照图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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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济民：长征中救治周恩来
从红军时期开始，人们就知道有一个军中医生“戴胡子”，他喜欢留山羊胡子，身材瘦削，颇有几分道骨仙风。“戴胡子”的真名叫戴济民，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医务工作者，曾担任过红一军团卫生部医务主任、新四军军医处副处长、卫生部副部长等职。
年10月上旬，红军攻下江西吉安，毛泽东到戴济民家做客，戴济民说：“若不嫌弃，我愿意为红军服务。”毛泽东端起酒杯：“想不到我今天做客，竟得到一位红色华佗，欢迎你加入红军队伍！”年3月，戴济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他的津贴是红军中的最高标准，可他却主动要求降低标准，甘愿与红军将士同甘苦共患难。
长征时期，周恩来患了肝脓肿，中央急调戴济民前来治疗。欧阳奕是随戴济民来给周恩来看病的第一拨医生。他回忆：“我在红一军团司令部卫生所当医生，当时正在给军团政委聂荣臻治病的军团卫生部戴济民也在我们卫生所工作。一天，突然接到军团首长的紧急通知，要我跟戴济民立即去给周副主席看病。我们军团驻地和中央首长所在地毛儿盖不远，我们怀着十分焦急的心情一口气赶到了周副主席的住处。一进门，只见周副主席合着眼，有些昏迷地躺在床上，邓大姐守在身边。戴济民赶紧进行检查。‘滚烫的！’戴济民用手摸摸周副主席的额头，几乎惊叫起来。”
检查后初步判断是患了痢疾。当时在红军中最多见的疾病是疥疮、疟疾、腿部溃疡和痢疾，而痢疾又是其中最危险的病。戴济民连忙让几名警卫员轮流到雪山上取来冰块，用毛巾包起来给周恩来做冷敷。为了进一步查明病因，毛泽东又找来红军卫生学校的校长王斌、教育长李治会诊。王斌等带来了X光机、显微镜等。化验后，戴济民、王斌等人从大便中发现了阿米巴原虫。结合病人高烧多天不退、白血球增高、皮肤蜡黄、肝肿大等症状，确诊周恩来患上了阿米巴肝脓肿。于是，便用了治痢疾的药物，同时继续用冰块冷敷肝区，引导炎症向下发展，以便穿孔排脓。
第二天，周恩来大便时排出了大量脓水，体温也随之下降，终于转危为安。会诊后，王斌、李治返回了红军卫生学校，戴济民则留下来继续承担治疗护理任务。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戴济民一直守护在周恩来身边，寸步不离，直到周恩来痊愈康复。
戴济民图源：《党史纵览》年第9期第44页
戴济民给许多红军将士治过病。在九峰山战斗中，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的脚被刺破并感染化脓，以致无法走路，只能躺在担架上。湘江战役后，在一个壮族老乡家里，戴济民给聂荣臻受伤的脚动了手术。年12月初，时任红一军团一师参谋长的耿飚在攻击延安南大门甘泉的战斗中，突然被一块弹片击中脖子，血流如注。彭德怀立刻电召戴济民火速赶往现场。经抢救，耿飚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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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证明运送的药没问题？傅连暲：自己先吃
红军主力开始战略转移时，医院的一位医生，把自己珍藏的所有医疗用品装进了8个洋铁箱子里，跟随大部队出征。他从来没有上过战场，在长征途中好几次命悬一线，却始终坚持为红军战士治病疗伤。一位法国记者曾问他为什么革命，他说：“红军没有医生，我义不容辞”，他就是被毛泽东称为“华佗”的开国中将傅连暲。
傅连暲图源：海峡都市报
长征中，傅连暲跟随大部队在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提出预防为主的方针，强调部队注意饮食卫生，防止蚊虫叮咬、不喝生水等措施，为部队卫生保健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傅连暲曾为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治病，并采取土办法为部队官兵治疗伤寒病。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他组织了随军医疗培训班，为红军储备了医务人员。抵达延安时，傅连暲身上只剩一个听诊器和一把手术刀。
最惨烈的一仗发生在湘江边。年11月底，红军接连突破三道封锁线后，国民党调集了四十万大军前后夹击，一场恶战在湘江边打响。枪声一响，重伤员一批批地从前线抬了下来。“当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预防感染，在没有抗生素的情况下，受枪伤的伤员非常痛苦，没有麻药，要是截肢，很大可能会造成死亡。”当时，傅连暲的药箱空了，他主动请命，白天行军，夜里就乔装进入白区，想办法征集药品。傅连暲冒险从白区带回了伤员们急需的奎宁、黄连素等药品，但是来自白区的药是否可靠，会不会被敌人做过手脚？
“当时就是怕投毒，把毒药伪装给你，吃了就死人。怎么证明这个药没问题呢，就是自己吃。”傅连暲试吃药以后，就拿绳把药绑上，然后就用火漆盖上自己的章。除了枪伤，傅连暲还要解决传染病问题。年7月，傅连暲随红四方面军进入四川省阿坝州的大沼泽，因为找不到干净的水源，红军战士只能饮用沼泽水，这导致了传染病的蔓延。有一天，他发现当地藏族老百姓出门放牧时，都会随身携带浓茶，他突然有了办法。“茶里面含有鞣酸，能止血，还含有咖啡因，能强心利尿。”所以他就熬浓茶，每隔两小时给患者灌一次；另外一个退高烧的办法就是去弄冰雪水。在药品和医生都极度缺乏的长征途中，傅连暲用这些土办法医治了不少伤病员，让他们坚持到了延安，因此有了“红色华佗”的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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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红医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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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这段精彩而又艰辛的历程，每每都被红医精神深深感动。红医代表着一种“性命相托，不辱使命”的至高境界，两万五千里长征，红军以血肉之躯迎战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前堵后追的枪林弹雨，伤病与死亡如影相随。正是由于红医团队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将许多危重伤病员抢救回来，为革命保存了有生力量，留下了火种。
从井冈山到瑞金城，从长征路到延河畔，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先辈们从长征路走来，住牛棚，睡草窝，穿羊皮，打草鞋，一边随军一边办学。经过了无数艰难险阻，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作中国革命事业最坚实的后盾，虽没有前线战场激烈的硝烟，但却有着不输前线战士的革命风采，同样成为不朽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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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综合自：
1.《“重走长征路、青春跟党走”首都大学生记者团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集体采访活动记者手记：从长征路上的医事想开去》，人民网，-0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