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放初期一直到七太爷失踪的日子里，我们马寨大队乃至马寨公社，传递消息、通知开会一直都是“四类分子”们负责传送的。元叔由开始替他妈送信，后来干脆成了专职送信人。顺便一提的是，送信是“四类分子”的一种义务劳动，生产队里是不计工分的。
从古到今，传递消息是社会化了的人类，相互关联的一项基本需求。用“四类分子”送信，是时代的特征，也是一种无奈。这比起周幽王他们那个时代，用点燃“烽火台”的办法报警，到后来的历朝历代用驿马送信，差不了多少。人们之所以对盛唐时期的美人杨贵妃有气，其中的一条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她这个女人过于奢侈腐化，竟敢动用为国家报信的驿马，给她运送荔枝，为了满足她的口腹之欲，为了保鲜，从广东到长安城，使用接力赛的办法，不知跑死了多少驿马，简直是太不像话了！驿马跑得再快，也得经历一定的时间，在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里，从古到今，误过不少事情。到了清朝末年，当广州附近三元里的老百姓们，掀起的抗英运动，已经如火如荼之时，在北京的金銮殿里的大清皇帝，还只是靠读到驿马刚刚送到的“塘报”，才了解到英军的炮船大举侵犯，刚刚逼近了离广州数百公里的珠江入海口处。还有一首动人的诗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仔细分析，这万金的家书，很可能是在前线的战士，写了家书以后，三个月才能传到家里。等家里人接到烽火中传来的家书时，一定忧心如焚，说不定写家书的人已经战死沙场了。抗日战争时期，人们用放“消息树”的办法传递情报，在小宝他们的课本里，抗日小英雄海娃还把十万火急的“鸡毛信”，拴在绵羊的屁股下边。幸亏这些历史典故，在七太爷的脑袋瓜子里并不存在，要不然，他那一颗总想飞翔的心，一定不会仅限于对交通工具的热衷，说不定还会对通讯条件产生痴迷。
在这些故事发生的年代里，邮政和电信还没有分家，叫作邮电局。县里的邮电局，在高楼街设了一个邮电所，地点就在区政府的墙外边。所里的工作人员，只有两个，一个男的叫小蔡，一个女的叫小郑。这女小郑比那个男小蔡长两岁，长得不怎么样，但声音清脆，负责管分机的活儿，属于电信业务范畴。男的自然是管邮政的，穿一身老油绿工作服，骑一辆油绿色的加重自行车。这辆自行车，负荷了多少重要信息和多少期待沟通的心灵。车子前边的梁上，有一个大袋子，专门装信件、汇款单和收到人的签字夹子，后边衣架上，驮了两只邮袋子，装报刊杂志，分列在车架两边，底下有铁托板支撑着重量。两只邮袋子上分别印有毛主席的真迹：“人民邮电”，由于他老人家用的是繁体字：“人民郵電”，写得又草，好多人认不得，请我们寨子里的老学究孙乃社来认，这老孙头戴着老花镜，趴上去看了半天，对大家赞叹说：“毛主席的字真好啊，‘人民陲毛’这几个字写得刚劲有力，龙飞凤舞！”小蔡忍俊不禁，纠正说：“大叔，那不是‘人民陲毛’，是人民邮电！”孙乃社虽说不相信，也不敢自认正确，只是一个劲儿地说：“好书法，好书法！”
小蔡和小郑刚调到一起工作时，谁也不认识谁，没有立伙，下了班一起到区政府的食堂吃饭，只要小蔡在家，两个人亲热地并着膀子，说说笑笑，就像一对恋人。大约过了三个月光景，两人的铺盖卷到了一起，其中的一个住室变成了厨房。他们从此不到机关食堂吃饭了。在没有登记结婚之前，无证经营，过了一段甜甜蜜蜜的小日子。只要一身尘土的邮递员回到单位，女分机员立刻扑上前去，拍拍打打。然后端上温水，伺候男邮递员洗头洗脸洗脚后，两人立即关门上床，闹腾得昏天黑地，小郑才收拾起缱倦的玉体，到厨房给小蔡端出做好的饭菜，坐在床上，你喂我我喂你的吃。
这事儿让区政府领导知道后，非常生气，区委书记让区委组织委员和区妇联主任二人，分别找他们谈话。领导们狠狠批评了他们的未婚同居行为，两个人写了深刻的检查后，马上登记结婚了。正所谓“结婚是爱情的坟墓”，两个恋人在洞房花烛夜里，就没有了未婚前的那份甜蜜，生出了不少隔阂。后来，两口子因为给各自家里老人的孝敬钱分配不公，整天打架吵闹。生了一个孩子以后，才平静下来。到了邮政和电信分家时，小郑已经人老珠黄，退休了，小蔡成了县邮政局的看门人，两口子到底没有离婚。
女小郑管分机，除了插插接接全区十几部摇把子电话外，还管理一部长途电话。这方面的故事，已经让小说大家刘震云的著作《手机》写套了，也让当红导演冯小刚的电影《手机》演火了，我就没有必要拾人牙慧，况且也缺乏他们那种高超的艺术功力。所不同的是，这部联在分机以外的摇把子长途电话，是个废物，我们山里人根本没有用过，就连高楼街的人也很少用过。这是因为外边来的长途电话，没有办法找到接话人，当然不会打；而从这里向外打这种洋玩艺儿，对方如果没有同样的条件，依然没法沟通。所以，这部电话并不像他们描写的那样，老百姓排着长队，乱打一气，而是整天像一只黑色的懒猫卧在柜台的角落，连呼噜也不会打。由于这项业务开展得不好，小郑没有少挨上级的批评。
小郑另有一项重要业务，就是从县邮电局抄收或者发送电报。
电报又叫莫尔斯电报，是一个叫作莫尔斯的美国人，在年发明的，年达到实用阶段，得到大面积的普及。莫尔斯早年是个画家，年的一天，他从法国回美国时，同行的一个医生杰克逊（这两个人都有点不务正业），一路上，兴致勃勃地向他们一行人反复讲了电磁铁这种神奇的东西。41岁的莫尔斯听出了其中的奥妙，遂萌生了发明电报的念头，在以后的生涯中，他一边给大学生们教美术课，维持生计和科研经费，一边潜心钻研电磁学理论。“十年磨一剑”，终于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电报机，并创造了电报密码。这种通讯工具开始普及时，大多用于军事方面，是各国间谍最早使用的得力装备。领导间谍的机关，创造出了形形色色的密码，只有内部人才能翻译出来。敌方则专门有人截取电文并研究破译对方的密码。密码虽然不同，但发报的方法是一样的，机器的原理是一致的。双方能够相互发送和接收到信号，必须使用的频率一致，而发送的远近全依赖于机器功率的大小。我们现在可以在电影或者电视连续剧里，看到敌特和我们的特工们，就是用这种机器传递情报。现在进入了和平时期，军事用途的设备转向了民用。在五、六十年代，是人民群众最为快捷的通讯方式，一般的情况下并不用，只有非常紧急的情况才使用。
电报是用脉冲电流产生的“嘀嗒”声的长短和次数，表示不同的字母或数字的。收发电报的人，戴着耳机。在发报时，用手指点击发报键，每击出五个长短不同地节奏，代表发出了不同的数字。如“一短四长”为“1”，“两短三长”为“2”等等。此外，还有表示字母的击法。抄报时，分辨着接收到声音的长短和次数，抄写出字母或数字，然后翻译成电文。民用的电码是明码，不同于军事用途的密码，不在保密的范畴。那时的电码字典，大型书店里就可以买到。只不过没有用处，没有人肯买这么专业性强的书籍。如同“四角号码”字典和王永民先生发明的“五笔字型”一样，我们汉字的电码也要用四个数字代替。技术性太强的东西，在这里不可能全讲出来，那要有一大本子，没有一点文学趣味，还有卖弄知识之嫌。反正现在已经被更加先进的通讯方式取代了，完全没有必要连篇累牍。
有趣的是，小郑她们念起数字来，对“1、2、3、4、5、6、7、8、9、0”这十个阿拉伯数字，并不念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零”，而是念作“幺、两、三、四、五、陆、拐、八、勾、洞”，小郑的工作并不是发报，要么是记录、翻译，要么是翻译、上传。只要来了电报，她就取出专用的纸张，在小方块里记下一组组的数字，嘴里念叨着：“洞洞幺拐（），拐拐勾洞（）……”，最后查找电报通用码，把一组组的数字翻译成汉语。
来发电报的人，也要首先把电文拟好，才能交给小郑翻译、上传。因为那是要按字数收费的，加急电报还要比平电报加倍收费，所以电文拉杂不得，文字必须极其简约，全靠收到方人的意会去理解。一般是“母病危速归”、“花产回”（你媳妇叫花，生了孩子，让你回来）等等。有的人不会写这种比文言文还省略的文字，小郑就问清情况，不耐烦地帮他们起草。成文后，小郑把它翻译成数字，“幺陆八拐、四两勾洞”的，打电话给县电报房，让人家用电报机拍发出去。
我们八队的刘庆河跟“狼叔”是堂兄弟，当过通讯兵，但没有当过报务员，干的不是拍电报的活儿，没有学会收发电报，倒学会了拍电报人对数字的念法。复员回来以后，贵亭叔让他当了生产队里的保管员。他在掂着大秤给社员们分红薯时，把人名和斤秤全部用密码代替，让两个人抬着草篓子，一秤一秤地过。拉长声音，嘴里念出来的是：“狼，幺八拐斤；刘麻子，幺陆勾斤；秦大‘各义’毬（‘各义’是土话，讨厌的意思），幺勾洞斤……”绰号当密码，听的人当然知道是分给谁家了，就是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斤，傻愣愣地随他的便儿。狼叔一听就火了：“日你妈，别用这种洋办法糊弄人。”他堂弟说：“扯毬蛋，老子就是讨厌‘咬蛋虫’，才这么办的。谁掂秤谁当家，不想要，滚回家去！”
到现在，我们已经对拍电报这种办法久违了，只有我们用的手机，通常把“……”或者“……”念成“幺三九”和“八五幺零”，“1”这个数字通常念作“幺”，应该认为还是拍电报这项技术留下来的残余。
第二十七章送信上一节扯得太远了，还回到邮电所里去。邮递员小蔡的业务，当然是每天在外边跑。只要没有刮风下雨，只要不是送一份加急电报，小蔡每一天轮流去一个公社。到了目的地，只去两个地方，一个是公社院，一个是中心小学。在公社院里留下文件和报纸，到学校里留下信件和报纸杂志。这样做，可以把给全公社群众的信件，由各大队在中心小学上学的孩子捎回去，孩子们很乐意干这种邮递员延伸的业务，仿佛受到一种重托，心里充满了使命感。
小宝一生都会记得，在他上小学四年级时的一天，突然收到了一封在甘肃省兰州市当兵的二舅给他的一封信，这可是学生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大事儿。一群孩子围着他，羡慕地看着幸福的小宝。他过于激动地用颤抖的手撕开信封，把里边的信纸都给撕烂了。其实，信中只不过寥寥数语，问候了他的妈妈、爹爹以及全家人，勉励他好好学习，成为一个有用的人，长大后要像雷锋叔叔那样为人民服务。小宝为此激动了好长一段日子。
还有一次，丁老师让邮递员小蔡捎走了一个包裹，邮给家里。过了半个多月，他哥哥来到学校，当着老师和学生的面，毫不留情地臭骂了他一顿，连饭也没有吃就走了。凡是了解这件事情原因的人，都觉得骂他活该。原来天气转暖以后，丁老师的棉裤棉袄穿不上了，在宿舍里没有地方放，还要拿回家让他妈拆洗。他正在学校积极地闹革命，并且暗恋着春妮，怕耽误了壮丽的革命事业和绚丽的爱情生活，不想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回家的路上，就采用了邮寄包裹这种简单的办法。小蔡走后，丁老师还自鸣得意，仿着裴多芬口占了一首小诗：
“寄包虽然贵，
良辰价更高。
造反和爱情，
一个不能抛。”
写成以后，反复吟颂，激动地用方块字，记在日记本里，用华丽的曲线描上花边，梦想着有一天让春妮看到他的杰作。
那时候，邮寄包裹要到县城里才能取到。他的家在我们马寨公社北边的一个公社，离我们马寨不过三十多里路。他哥哥接到了他们公社邮电所送达的汇单，高兴得很，以为兄弟寄回了贵重财物。让他嫂子备了干粮，兴冲冲地跑了几十里山路，又顺着公路跑了几十里。山里人进城是傻蛋儿，连东西南北都弄不清楚，他哥逢人便打听邮电局在哪里，终于找到了地方。那时候不兴身份证，取包裹要拿大队开具的证明。他哥不懂这一套，什么也没有带，发包裹的工作人员认死理儿，说什么也不让他取。他哥撸起跑肿了的腿，好说歹说，人家才同意让他到街上刻了私章，盖在收件人的签名处。他哥就这么好不容易才取到了一个鼓囊囊的包裹，急忙拆开一看，原来是这些脏东西，扔了不是，背回去也不是，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因此，他哥哥回家后越想越生气，专程跑来骂他：“你是个响圣人蛋！不愿意回家，写封信，让老子给你来背，也不过一晌的工夫！害得老子跑了两天两夜！”老师们和学生们忍不住好笑，“圣人蛋”丁老师的哥成了他的“老子”。这事情传出去以后，大队文艺宣传队的几个妮们没有少打趣他，让丁老师觉得很没有面子，那一首小诗估计不会拿给春妮看。
当然，到了我讲故事的年代，电话已经延伸到了我们马寨公社，上级的指示，乘载着每秒钟30万公里的电流速度，很快就能传了下来。同古代相比，元叔他们跑腿送信的工作，成了通讯网络上的神经末梢。总体上看，信息传递该用的时间比古代节省了许多，基本上实现了朝发夕至。
送信这种活儿，一点也不费脑筋，只是费鞋。到了天气暖和以后，元叔心疼他妈，又舍不得穿凤姑偷偷地给他精心纳制的桐油油过的圆口鞋，脚上穿的是用河边上，一种叫作“雷草”的茎叶儿，编织的“草褂搭儿”，学名“草鞋”，就是当年红军万里长征时，爬雪山过草地穿的那种鞋子。
元叔编这种草鞋很内行，下雨天气不上工的时候，他就会在屋里的地上，楔一木桩子，拴上一分四股的麻绳，一端拴在腰间，捻着一绺绺的“雷草”茎叶，在四条小绳中间穿梭，编织要送信穿的草鞋。他能把“雷草”绳拧得致密结实，打出的草鞋磁丁丁的，耐看耐穿。后来，凤姑把自己剪衣服剩下的碎布条给了他一些，他能在草中掺入一些布条，草鞋的质量显著改善，不仅耐磨，还能防止磨脚。就是这样，有时正在地里干活时，大队干部按照公社领导安排，突然派他出去到各大队发通知时，他常常来不及换新草鞋，曾经多次出现过打赤脚的情况。
大队的范围小，通知开会时，元叔只要一个早上，就可以把全大队跑上一遍儿。公社的范围大，方圆二十多里，还要沿山摸岭。通知开会时，大队的几个“四类分子”，排的有班次，轮流到附近八个生产大队送信。要是一种用一个信封密封起来的信儿，一般不是通知开会，而是传达一种指示。领导把信封得严严实实的，强调送信人不得拆开看，说是为了保密。其实，这几个“四类分子”，都是识字人，到了目的地，如果那里的干部不识字，还得拆开让他们念给干部们听。所以，最先了解上级指示精神的，仍然是这几个“四类分子”。
要是口信儿，那一定是通知各大队干部来公社开会。接到通知的各个大队的干部们，按照预定的时间，提前开路，赶到公社。开完会后，天色晚了，他们提着原来准备好的“马灯”，或者到马寨亲戚家找来一些沤麻杆，点着麻杆火照亮回家的道路。自从有了手电筒以后，这种情况才有了大幅度的改善，干部们用一条细布筒，把手电筒装进去，一头是死口，一头是束口，用绳子束着，挎在胳肢窝里，方便照路。嘴赖的发旺哥见到他们背个手电筒来开会，一定要嘲笑他们：“哟，娃他舅，背着驴毬来了！”也有的干部回敬他：“你媳妇的嘴唇就是用这种驴毬日烂的！”于是，大家分外高兴。
公社领导们经常要开会，送信这种活儿常年不断。“四类分子”们跟大队干部一样，与公社领导们比较熟，他们的熟，与刘庆典支书的熟当然不是一码事儿。送信回来，一般要到公社领导处销号，说一说送达的情况。领导们大多是板着面孔的，“哼”一声表示知道了，他们赶快知趣地走开。只有曹书记这个人比较随和，听了汇报以后，往往还说个“辛苦你了！”或者顺手扔给一根“大舞台”烟卷，以示勉励。这个“四类分子”得到恩赐，感到万分荣幸，人格一下子高大起来，拿着点着了又掐灭的烟卷，向贫下中农社员炫耀：“瞧，这是曹书记给的！”看到这根半截象征权力的烟卷，贫下中农社员的心理马上矮了三分，觉得自己此时的脸面上还不如“四类分子”有光彩。这种反常现象，后来丁老师把它归纳总结起来，成了曹书记阶级立场方面的问题，是“走资派曹××一类修正主义分子”的罪状。
第二十八章刻钢板丁老师人品虽然不好，但字好。马寨小学原来的课程表，都是丁老师用复写纸套写的，大殿里贴一份儿，老师们的办公桌前贴一份儿，教室里贴一份儿。丁老师喜欢表现自己，经常站在学校大课程表前观看，让老师们评价他的字，大家都说好，丁老师心里美滋滋的，把学校仅有的几项抄写活儿全包了。可惜我们马寨小学没有一个女教师，要是有女教师的话，再夸上他几句，他肯定非常幸福。只有发生春妮和陈聪老师搂抱那一幕后，丁老师才消沉过一阵子，一度对自己写那么好的字失去了自信。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学校里买了一台弹力型油印机。刻钢板的活儿，自然还是丁老师代劳。丁老师当仁不让地把钢板、铁笔和衢州产的蜡纸，放在了自己的办公桌上。刻钢板又叫刻蜡板，现在已经不见了，生产钢板、铁笔、蜡纸和油印机的厂家肯定早已倒闭。但在当时，这种印刷设备比较先进，全国上下曾经盛行过许多年。丁老师备课、改作业不用心，刻蜡板却非常用心。他把蜡纸摊在锻有细密斜纹的钢板上，用铁笔在上边用力的刻字，虽然力透纸背，也必须适中，必须把蜡刻掉，又不能伤了里边可以透油墨的棉纸。
丁老师在小师范上学时，可能练过刻蜡板的基本功，有一手工整、均匀、好看的钢板字。他除了会在钢板上边绘画、制表外，最基本的是会刻写“方块体”和“锥体”两种字体。刻“锥体”字和刻表格时，只要把钢板平放就行，只不过在制表格时，还要用直尺管教着铁笔。刻“方块体”时，他把钢板呈45°角斜放，让蜡纸上边的格子与钢板的纹路一致，顺着纹路写字，横竖道自然很直，不懂的人想象不出，在凹凸不平的钢板上，怎么能够写出那么直的道道来。
刚刻出来的蜡纸，字迹是白色的，摊在黑漆桌面上，可以清晰地进行校对。如果发现了刻错的地方，丁老师能够巧妙地进行修改。他把蜡纸放在油漆桌面的光洁处，用铁笔的塑料杆上头光滑的“后肚儿”，在出错的地方，轻轻地研磨，可以把刻毛了的蜡质重新匀在刻出的槽道里。然后，点燃一根火柴，火柴着了一下，立即吹灭，趁热把火柴头贴近要修改之处熏一下，这地方的蜡纸就立刻恢复了原样，重新刻写，就可以把错误纠正过来。
刻好后的蜡纸，丁老师把它张在油印机的细纱网上，用蘸上油墨的油滚子推几下，下面的纸张就印出了丁老师的作品。
英雄自有用武之地。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步步深入，有几天，从来与小学无缘的公社武装部张部长，来到马寨小学，直接找到丁老师，与丁老师密谋了几个晚上。在那几天里，丁老师神情亢奋，庄严神圣，几乎整夜不睡，在备课本子上，起草了十几页文稿，一贯刻空白表格的手，突然刻出了战斗的檄文。一张带有浓重火药味的印刷品，号召向走资派全面夺权的“通告”，在我们“声顶寺”大殿里炮制出笼。张武装部长亲自派大队里的“四类分子”，向各个大队的红卫兵组织送信，召集他们来公社开会。会上，张武装部长自封为“马寨公社革命造反纵队”司令、丁老师为副司令，发表了差点把祖师顶惊倒的造反夺权的讲话。会议下来，立即责成曹书记和胡社长，向“革命造反纵队”交出领导权。曹书记和胡社长迫于革命形势，乖乖地将公社的两枚印章，交给了张武装部长和丁老师，并且乖乖地挨了几场批斗。
落架的凤凰不如鸡，曹书记和胡社长沦为走资派后，与“四类分子”为伍，代替了元叔他们，开始骑着车子，向各个大队的革命造反组织，送达关于张司令和丁副司令的指示。他们毫无怨言，心里想的当然与“四类分子”不一样，这同样是革命工作，组织上叫干啥就干啥，骑车子送信，到底比元叔他们跑得更快了一些。
各大队相继演出了夺权的闹剧。我们马寨大队的夺权，是支书刘庆典和刘臭蛋他哥刘继先密谋后，顺利移交的。刘继先改名为“刘红卫”，虽然姓刘，照样发誓同中央的“一家子”大走资派干到底，山寨里从此热闹了许多。
让走资派们骑自行车送信，并没有坚持多久，仍然让“四类分子”独干这一行业。又过了几年，县革委为了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在各大队还没有通电话的时候，首先接通的是广播。广播里播放的革命歌曲和样板戏，老百姓仍然说是听“洋戏”。他们中有的人常常想不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总是说，现在播送‘西门’（新闻），这西门也不知是啥东西，经常挨剥，皮毛肯定早就被剥光了。”还有的见了大队的民办教师，羡慕地说：“你们行啊，很快就转正了！”民办教师们不知从何说起，他们就解释说：“难道你们没有听广播里天天说，无产阶级转正（专政）理论，那你们不就快转正了吗？”民办教师们才知道他们听讹了。此时的丁老师，造反的生涯更加光辉灿烂，已经造到了县教育局，当上了一个县教革委的副主任。
马寨公社的革委会领导，也像元叔做的“走马灯”一样，换了一茬又一茬。马寨公社的新领导，买了一台大型收音机和扩大器（放大器），广播从此具备了另一种功能，就是通知会议。领导们趴在大收音机前对着喇叭大声喊：“喂，喂！”那边各大队的干部也对着自己家里的广播喇叭回话：“听到了！”相互的沟通从而方便快捷。这种趴在广播喇叭前喊话的情形，维持了好几年。尤其是推广动圈喇叭后，比舌簧喇叭效果好得多，两边对话非常清晰。从此，“四类分子”送信的任务一去不复返了。
第二十九章信教在造反派夺权之前，我们寨子里的红卫兵组织，仍然在原大队干部领导之下。他们仿效城市里的红卫兵运动，开展了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破四旧立四新”活动。但是，无论红卫兵们磨破了嘴皮子，说“四旧”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必须加以彻底的“荡条”（荡涤），老百姓们总是搞不清啥是“四旧”、啥是“四新”，背语录也背得差三落四的。用发旺哥的话说，“四舅”破了，鸡巴给“荡条”了，“四妗子”肯定改嫁，不知道又好了哪个光棍汉。寨子里的群众只知道他们瞎胡折腾，主要是扒小庙、砸石碑、捣毁老式门窗和顶子床上的各种雕刻。反正凡是不顺眼的东西，统统斥为“四旧”，都在破除之列。红卫兵们抓着了七太爷，本来想把他的辫子割掉，没有得逞，立即把邪火烧到了寨子少有的瓦房上，够下了那些传说可以辟邪的“兽头”。群众们又造出了一个时兴的歇后语：“红卫兵上瓦房——够受（兽）”，专门用来比喻难以忍受的一些事物。
在破除外边能够看得见的“四旧”以后，红卫兵组织又把破除的目标转向了室内。造反派勒令各家各户，把正堂屋的祖宗牌位和灶台上烟熏火燎的老灶爷、老灶奶画像，全部撕掉焚烧。红卫兵们的工作重点是搜查旧文化，烧各家各户收上来的戏本子、老黄历。最让寨子里的老读书人孙乃社心疼的是，他祖上传下来的一批线装书，有《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说岳全传》、《说唐》，还有一些中医药偏背方，以及杂七杂八的图书，被重点收缴烧毀了。
七太爷受了剪辫子那场惊吓以后，看见戴红袖章的人就躲。情绪一落千丈，一扫原来老小孩的样子，整天郁郁寡欢。小宝妈妈为了哄他开心，特地给他缝制了一个红宝书袋子，让他不离身，安慰他说：“七太爷，你只要背着这个，就没有人敢欺负你了。”七太爷本来就把毛主席当成人民大救星，感恩戴德，小时候《三字经》都没有背熟，竟然在他九十多岁时，硬是背会了毛主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条著名的语录。
在这些年里，元叔一直处在劣势地位。他母亲原来与寨子里的一批老太太们信“洋教”（基督教），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烧香的绝迹了，走礼拜的活动中止了。元叔的妈常常偷偷地跪在床上，痛哭流涕，“主啊，主啊”地祷告，祈求上帝开恩，保佑元叔平安，保佑元叔能够早日娶个媳妇。
在我们寨子里，年轻人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什么也不相信。奇怪的是，只要上了一点年纪，就要寻求精神寄托，信神信鬼的。越入老境，越是迷信，女人比男人更甚一些，大家好像不信一点什么，就是人生的一种缺陷似的。
过去的千百年里，老百姓们主要是烧香磕头，拜佛拜菩萨、敬老天爷、拜祖师爷，在我们山里人的心目中，是分不清佛教和道教的，只要是神，一古脑儿地都拜。到了临近解放的一段时间，从外边传进来了基督教，以后的十几年中，发展的势头迅速，有一批妇女们改信基督教，并且成立了教会组织。
我们那里把信仰基督教的人称叫“信主”人，信上帝和信基督都叫信主。最早把基督教带进寨子里的人，是杜小宝的同学高恩典的姥姥。
高恩典的姥姥家在平原地区，他姥姥是大家闺秀出身，小时候受家教熏陶，学了不少文化知识，成了远近闻名的才女。
那时候，唐都市已经开办了两种教会，一个是天主教堂，一个是基督教堂。天主教堂是法国人办的，基督教堂是英国人办的。在他们的国度里，两种教会势不两立，到了中国，依然存在着激烈竞争。到底是英国人有钱一些，高鼻子、蓝眼睛、黄头发的英国牧师，在唐都市办了一个基督教的神学院，这所神学院很有特点，只收女生，教习她们学习中国文化，学习艺术，学习妇工必备的知识，当然，目的在于传教。
由于这所神学院与本土文化结合密切，适合中国人的口味，没有多久，就产生了重大影响，多少有钱人家，亲自把自己的女儿送到这所神学院读书，试图把大家闺秀女儿培养成知识淑女。
高恩典的姥姥是她父母的掌上明珠，她哥哥又在这所学校里教书，她就跟着哥哥上了这所学校。两年功夫，她把《圣经》中的新旧约全书读得滚瓜烂熟。嫁给高恩典姥爷后，相夫教子，聪明贤德，人人称颂。他们家本来也是书香门弟，日子殷实，不料被一场莫名其妙的官司搞得家道中落，沦为穷人。高恩典姥爷养不起一大群孩子，同时为了烧柴方便，相中了马寨老高家的孩子，把一个女儿送到这里做了童养媳。这个女儿，后来就是高恩典、高恩慈、高恩慧和高恩佑的妈妈。
母亲和女儿信主，自然会传给婆婆。每当高恩典的姥姥想念当童养媳女儿的时候，就要到山里住上几天。亲家母相见，很投缘，就有很多话说。渐渐地，话题渗透到了基督教。
姥姥给奶奶用讲故事的方法，讲述了《圣经》中“旧约”里的上帝耶和华“创世纪”，讲上帝说，混沌的世界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讲上帝让有了空气和水，清浊开始有了分界。讲上帝造了最初的人类男人亚当，抽了亚当的肋条又造了女人夏娃，让他们住在伊甸园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后来，夏娃受到蛇的引诱，吃下了分辨善恶的果子，心明眼亮起来，用树叶遮羞，还让亚当也吃这种果子，亚当刚吃，还没有咽下，就想起上帝的教导，不能吃，于是有了喉结。讲后来繁衍的人类充满罪恶，上帝发怒，用洪水灭世，只拣选了最优秀的诺亚一家造方舟，躲过了这场浩劫，七七四十九天的时候，和平鸽叼着橄榄枝，报告他们见到了陆地，人类重新生生不息。讲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十字军东征出迦南……讲上帝的无所不能，无所不在。
姥姥给奶奶重点讲述了“新约全书”里的主耶稣基督的故事。讲上帝为了拯救罪恶滔天的人类，派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耶稣到人间传递福音。讲“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四福音的主要内容，讲“使徒行传”中耶稣基督显现的“指石头为饼”、让“盲人复明”、“一身疥疮的人立即痊愈”等各种奇妙的神迹，讲“箴言”中宇宙之末的恐怖，讲信主人“生前得平安，死后得永生”的好处等等，道理深刻又简单明了。
本来，高恩典的奶奶过去一直信佛，家里供奉着菩萨和财神，历来对“洋教”嗤之以鼻，但碍于亲家母的面子，不得不听。听着听着，听出了味道，听出了门道。两个中年女人在一起彻夜畅谈，高恩典的姥姥讲得深入浅出，高恩典的奶奶听得津津有味，听得开始入迷，脑子让姥姥洗得干干净净的。于是，撤去了菩萨、财神的牌位和香炉，挂上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拯救世人的画像，开始学着姥姥跪在地上，向主祷告，以实际行动皈依了基督教。
过了十几年，寨子里的妇女们有了一批信主人，大有星火燎原的味道。她们用走礼拜的方式，表示自己是基督徒。元叔的妈妈痛感佛爷和菩萨，从来没有保佑过他们一家，还不如信主，方能够从中得到心灵深处的宁静和安慰，也成了基督徒。当然其他的妇女们信主，是各取所需。有的是家里有人或自己长期有病，有的则是养不了猪，有的年轻女人是因为自己的婚姻不幸，男人不专心，乱搞女人或者男人赌博嗜酒。总之，都是一些家庭贫困潦倒的女人，才对基督教感情笃厚。那些家境很好的干部家属，极少有信主的，就是有一个半个，也常常要遭到男人责骂，不允许她们走这个行当。这是一个颇为奇特的现象，信了“洋教”，是要被乡亲们瞧不起的。杜小宝他妈也信主，他曾经为此而感到羞耻。但他们这一帮孩子，在那个时候，并不明白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产生的。长大以后，回头想想，才对这种现象有所解悟。
寨子里基督教的发展和兴盛，起源于高恩典奶奶的死。解放后几年的一个冬天，高恩典奶奶得了一种暴病，老中医先生说叫作“薄肠痢”，现在可能叫“结肠癌”，下血下脓不止。医生和家人，先用泄法，用了黑白丑（二丑）泄不下来，改用烈性药八豆，拉稀拉得人瘦得出相，照样不见效果。改用破法，用红花、剌角芽儿等药物破血，依然不见回头的迹象。最后，采用补法，吃烧大蒜不行，灌老鳖汤，老鳖汤不行了，好不容易找来了大烟壳熬红糖水喝，也没有一点成效，渐渐地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到了接近年关的时候，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奇迹就出现在这以后，当高恩典爷爷、爹爹和妈妈捶胸顿足、哭天呛地准备后事之时，咽气了两个时辰的奶奶忽然醒了过来，非常精神地坐了起来，脸上放出幸福的光彩，不会说话，只是伸出三个指头，用沙哑的喉咙“哇哇”着向家人比划。一家人惊喜非常，信主的妇女们凡是能到场的，差不多都来了。寨子里有人听说后，也都赶来看稀奇。
大家纷纷猜测，高恩典的奶奶比划三个指头的含义。她妹妹问：“姐呀，莫不是有三个亲人没有到场，你舍不得走？”高恩典的奶奶直摇头。好喝酒的丈夫问：“孩子他妈，是不是你想喝三盅酒？”气得她直抓墙，挠出了土沟子。她儿子问：“妈呀，咱是不是欠人家三块钱，你放心不下？”妈妈对儿子直摆手，做出抱着他小时候的模样，又是拍，又是亲的，一脸慈祥。高恩典的姥姥挤了过去，对她说：“嫂子，我明白了，你八成是见到上帝了，上帝怀抱着你，给你了三颗生命果子吃。是不是？”高恩典的奶奶高兴地笑了起来，显然是被高恩典姥姥猜中了心事。高恩典的姥姥冷静地对大家说：“继续准备后事吧，上帝给了她三颗生命果子，她只能活三天时间。她这是回来显现神的大能来了，让我们为她祈祷吧！”于是，所有在场的信主人，连最讨厌信主的高恩典的父亲，也跪了下来，屋里屋外响声了一片“蝇蝇嗡嗡”的祈祷声，接着高恩典的姥姥念了圣诗，大家唱起了歌颂万能的耶稣基督的圣歌。高恩典的奶奶整整三个对时，坐在床上，不吃不喝，精神矍铄，临终的那一刻，对大家笑了笑，倒了下去，闭上了眼睛。
这件事情，确实有点神奇，理论家们也不容易破解其中之谜。当然，随着年代久远，这件奇事的传说有好几个版本，每一个版本都是说得活灵活现的。作者亲自考证过，哪种说法最为准确，最后还是不得不以高恩典的爹说的为准。因为他才是这个事件的亲眼见证人，至今还健在，并且仍然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我们相信他的原因，是因为他从一个十分抱怨家人信主的人，突然痛哭流涕地跪在地上向上帝祈祷。一个人的世界观立即产生这么重大的变化，显然就是他亲眼看到了母亲死而复生的结果。而且，打那以后，寨子里信主人骤然增加，可见，“神迹”能够摧毁人的意志，我们山里人都是实证主义者。
第三十章“公贼”这是我一直羞于一写的章节，我不想揭我那些纯朴可爱的乡亲们的短处。但我深深地理解他们，他们的小偷小摸行为，都是因为生活所迫，饥饿思饮食，寒冷思火光，贫穷思富贵，饱暖思淫欲，千古同一理。唯其真实，才缺少不得。想来想去，还是应当把它写出来，奉献给你，让你真正了解我们寨子那段历史的原貌。
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已说过：“窃书不为偷。”我就先从杜小宝、孙二孬和高恩典窃书一事说起。
红卫兵抄家的时候，我们寨子里实在没有多少书籍可以查抄。支书刘庆典和红卫兵头目刘继先商量很久，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后来，支书刘庆典说：“都知道孙乃社家里藏书多，就以他为突破口吧。”刘继先心领神会，马上组织红卫兵集合，带着杜小宝他们一群红小兵们，查抄了孙乃社的家。
破落文人孙乃社是贫农成份，按说是革命的依靠对象，查抄他家实在说不过去。但在没有更多的书可以查抄的情况下，抄他的家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孙乃社读书不少，全无用处，酸腐得很，好逸恶劳是有名的。生产队里有了几个这样的人，生产肯定没法搞好。他学的知识，除了用于卖弄，就是按照农家历给人看好日子，哪天宜什么，忌什么，他比任何人都懂得。他有一句人人都知道的名言：“犯了阳公忌，屙屎都不利。”队长组织种庄稼，他会阻拦说：“今天不宜栽种。”下地干活，他正在干的时候，忽然蹲下抽烟，别人说他偷懒，他说：“这是个破时，不宜动土。”惹得多少人嘲笑他，他依然我行我素。刘庆典和刘继先拿他开刀，也是对他的一种教育手段。
红卫兵们到了他的家里，他一家人吓得哆哆嗦嗦的。他嘟囔着说：“今天果然是一个败家的日子，我算了一个早晨，到底还是应验了。”红卫兵们并没有败他的家产，只是翻箱倒柜，找他的那些烂书本子。查抄后发现，孙乃社家里藏书虽然最多，也不过百十本子。红卫兵们拣了一箩头，就让两个年轻人抬到了大队部。
在查抄的过程中，上了高小六年级的杜小宝有生以来，看到了这么多好书。他和孙二孬、高恩典商量，这书烧了实在可惜，我们不如把有一些书偷了出来。孙二孬说，我元哥（他按辈叫元叔为元哥）也欠书读，我看我们可以采取革命行动。高恩典说，孙乃社这家伙是老尖刀（吝啬），我想借他一本书看，说了好几次，就是不给，这一次他活该，我也很想挑几本看看。于是，他们决定下手。
孙二孬说是革命行动，也得用偷的办法。到了晚上，他们三个摸到了大队部。大队部的门坎很高，底下有一个活动隔板，可以卸下来，孙二孬三下两下地就把它拆掉了。他自己个子大，钻不进去，让高恩典钻，高恩典上牙打下牙，有点想退缩，说我们信主人家不允许做贼，说什么也不肯进去。杜小宝呲溜一下就钻了进去，没有费多大工夫，就找到了那一堆书。在黑暗处看不见什么，只能用手摸，挑拣那些比较干净的拿了一些。其中摸到了一本用布包着的一小捆儿书，他想，这可能是好书，不然不会包得这么严实，也顺手拿了出来。递给门外的他们两个以后，本来要钻出来，孙二孬说，日他妈，一不做二不休，你就再去拿一些出来。杜小宝折转身，又拿出了一些。孙二孬照原样把门坎弄好，三个孩子抱着书，去了元叔那里。
元叔见到他们，也很害怕，但夸孩子们做得对。他们把书拿到灯下一看，都傻了眼，没有几本是他们中意的。但有一本新农村生产工具制造的书，元叔很感兴趣，说这本书不错。杜小宝说，归你了。特别是那包书，正是孙乃社常常卖弄的阴阳五行、算命打卦方面的书籍。孙二孬扫兴地说：“中毬，中毬！”元叔说，你们看不懂，留下给我看吧。大家说，本来就是交给你保管的，反正你家已经抄过了，不会再抄你家了，都放在你这里吧，我们想看了，再来取。这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那个时候，整个社会普遍贫穷，阶级斗争抓得很紧，基本上没有重大抢劫案件。用一句公文类的语言说：“社会治安形势，总体上还是好的”。寨子里的年轻人喜欢挤着看的公社院外贴出的布告，上面公布的所有犯罪分子，几乎清一色是强奸犯。这并不是说，老百姓处在太平盛世，可以敞开着门睡觉。我们寨子里几乎所有的男人女人，都有偷窃的毛病。
所有偷窃行为，主要是围绕嘴巴展开的。春荒的时候，没有什么可偷，就在下地挖野菜时，偷那些正处在返青期的豌豆秧儿。一边拽，一边用一些野生蒜苗，裹着豌豆秧儿吃，吃得一嘴青沬。豌豆角下来以后，就开始实质性地偷了，从豌豆角半饱开始偷，一直偷到豌豆角白背儿。到了秋天，偷的内容丰富起来，男人们以割草的名义，在箩头里往家里偷苞谷棒子，偷红薯。妇女们只要摘棉花回家，裤腰子里塞的都是棉花。大白天不容易偷更多的东西，有些人干脆到后半夜出去偷窃。因此，到了庄稼即将成熟的季节，各个生产队都成立有“护青队”，让基干民兵们轮流巡逻打更，同样没有多大成效，说不定这些打更人，也要趁机往家里偷东西。
偷得最出名的是“狼”叔一家。“狼”叔并不叫狼，他的真名是刘庆德。因为他在生产队里，好咬槽，对任何事物都不满，无论是记工分，还是分粮食、分红薯，咬了这家啃那家，没有一家他不咬的，当然没有几家邻居不讨厌他。因此，人们说，这刘庆德最缺德。于是，针对他好咬槽的毛病，给他取了个绰号叫“狼”，慢慢地，这个绰号在全寨子里传开了，他照样满不在乎，想咬谁就咬谁，谁也躲不出他的臭嘴巴。渐渐地，他的本名没有人叫了，长辈叫他狼，同辈叫他狼哥狼弟，小辈们喊他狼伯狼叔，他都是声叫声应的。
狼叔两口子的生育旺盛，不到四十岁年纪，一共生了七个孩子，五男二女。大的两个，刘继华和刘继省上了初中，小的两个，刘继英和刘继县上的小学，下余三个孩子还小，和杜小宝的弟弟妹妹们经常在一起玩耍。这样的家庭条件，肯定属于缺粮户。当时的皇粮国税都是集体交的，群众靠集体一年两度分配过日子，能够分到钱的农户，分粮食的指标也高，叫作“余粮户”。倒欠集体钱的农户，分的粮食少，叫作“缺粮户”。狼叔一家年年欠集体的钱，累计起来，上几千元，他拿什么去还？大家拿他没有丝毫办法。他说，社会主义总不能叫我一家饿死。
由于家里缺少吃穿用品，他两口子是见什么就偷什么。一般的群众只偷集体的庄稼籽粒，他们一家还偷其他财产。甚至连邻居也不放过，大人会偷别人家的鸡子、鸭子，小孩会偷人家的食物。小宝妈对自己的孩子常常说：“你们和刘继凡、刘继多玩时，要小心他们，别往家里领，防着他们偷咱家的东西。”说归说，其实，也没有见过刘继凡、刘继多到他们家偷过东西。只有一次，小宝妈妈在端午节时，给小宝妹妹做的香布袋不见了，找了个遍儿，也没有找到。后来，到街上喊孩子们回家吃饭时，看到刘继凡的脖子里，戴了一只香布袋，越看越像是自己做的。
红卫兵们开始揪斗一般人时，小偷小摸当然也在其中之列。大家排了排，小偷小摸之首，当推狼叔无疑。于是决定去抓他游街示众。
一群人到了狼叔家里，有人带头喊起了响亮的口号：“打倒人民‘公’贼！”大家就跟着同样高声呐喊：“打倒人民‘公’贼！”想起来让人十分好笑，这里的“公”贼与人们常说的“公贼”不是同一个概念。不知喊这个口号的人，是如何想出来的，可能是套用了公贼这个称呼。意思倒也没有错误，公贼者，就是经常偷公家的贼，还有一层意思是，是寨子里群众公认的贼。
狼叔显然心里早就作好了准备，在口号响过一阵之后，他从容地出来说：“我知道你们是来干什么的，请大家等一等，我办了一件事儿，就和大家走，杀我刮我都认了！”大家就在门外等他。他进屋端出来一盆浆糊子，把门外光堂堂的板打墙涂抹了一大片，然后又进屋拿出了三张写得满满的白纸，说：“我贴了我的大字报就走。”说罢，把三张大字报严严实实地贴在了墙上。
人们上前一看，都傻眼了，这是一张揭发别人偷盗行为的大字报。上边从支部书记刘庆典的女人开始，写有在场的所有人家的偷窃事例，包括生产队长贵亭叔一家大小都有，把时间、地点、偷的什么东西，开列得一清二楚。红卫兵们还没有揪斗他，就有人无地自容。还有的红卫兵义愤填膺，上前抓他的衣服领子，说他胡啃乱咬，大队治保主任张群柱出来打圆场说：“算了算了，刘庆德，念起你是个铁杆老贫农，不再揪斗你了，你要悔过自新，下不为例。”狼叔呲牙一笑，对张主任说：“哦，不斗我了？我还打算用广播，把咱寨子里有的不要脸女人偷人的事情揭发一下哩。”
狼叔就是这么一个人人惹不起的人。
简介郝树声，-，生前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镇委书记》、《侧身官场》、《怪味沧桑》、《隐形官阶》四部现实长篇小说和《商埠雄魂》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出版有《郝树声文集》，创作电影文学剧本《奇异劫案》、电视连续剧文学剧本《基石》、《范蠡》，被誉为文学豫军“黑马”“高产作家”，出版界称之为“郝树声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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