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们也读高三

那年,我们也读高三

作者:杨智慧

高三,在中国人的眼里,是奋斗的代名词,是汗水和泪水的结晶,紧张、忙碌、单调、苦涩是其写真。等到这段时光悄悄溜走,心里又存留许多难舍的旧梦。

(一)

我的高三,在偏僻的农村中学,文理各一个班,我读文科。文科,是我的幸运,因为在我们班级,飞出了一对耀人耳目的“金凤凰”,一男一女,一个“榜眼”,一个“探花”。现在想来,惊现这湖南文科第二、第三名的班级,“牛逼”得没法说。可惜,那个年代,媒体不发达,疯狂炒作的人又没有诞生,这样的奇迹竟被湮没在白云深处的烟尘中,化作我们美丽的记忆。

“学霸”在前面引路,霸气震动着我们。噼里啪啦中,一个旁若无人,书声琅琅,谁也辨不清朗读的是什么;沉思默想间,一个勾画圈点,《人民日报》海外版铺在书桌,谁也不懂得他的英语学到何种程度。那时候,我们身处深山,没有月考、联考之类的概念,这两位同学功底究竟有多深,谁都无法知晓,直到高考前一个月,预考过后,才知道全县第一、二名就是他们。至于在常德,在全省排名如何,似乎还闹不清。高考结束,估分填志愿,“榜眼”在老师的鼓动下,报了“北师大”,“探花”麻着胆子填了“北大”,结果都超出北大线二三十分!这下,我们才真正明白:英雄是可以不论出处的。

有他们两个罩着,我居第三位,但与他们差距大,自信心严重不足。班主任多次找我谈话,鼓励我奋起直追,缩短差距,而我总觉得无回天之力,并抱定“复读考名校”的理想。那时候,升学率过低,流行复读,久炼成钢是许多学子的追求,我亦这样想,不愿意“屈才”。一次晚自习,天寒地冻,大雪纷飞,我受不住这苦头,和同伴逃课钻进了被窝,得意洋洋,恨不得把酒临风。突然,床前传来一声吼:“就你们两个是爹妈养的,他们都不是爹妈生的?”,喜悦瞬间冰凉,数学老师发怒的样子,至今还记得。

真正给我自信的还数校长。其实,校长并不认识我,那时候,我内向,不善言辞,看见老师便躲着,更不用说校长了。记得有一次,校长来给几位成绩好的同学发资料,竟然没有我的份,过后,同学都替我打抱不平。不过,他还是给了我一次最大的鼓舞,让我终身难忘,并以此为自豪。父亲遇到校长,问起我的学习情况,当父亲说出我的名字后,校长惊喜万分,忙不迭地说“他是你的儿子?祝贺祝贺!他可是我们学校的大希望啊,考个重点大学是绝对没问题的,你放心!”父亲回来后,特别高兴,夸大其词地把校长的话描绘了一番。要知道,在当时的农村中学,应届生能够让校长断言下重点大学结论的,确非易事。那年高考,我们理科班就“剃了个光头”,连一个中专生也没考上。尽管我也不敢相信,心中的骄傲和勇气,还是潜滋暗长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和我的这些老师们常常有往来,他们也为我们这届学生而骄傲。他们没有高学历,甚至没有一个全日制本科毕业生,但我丝毫不觉得他们浅薄,相反,他们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班主任语文老师,富有浪漫情怀,课教得风生水起,对我厚爱有加。数学老师年近花甲,思维严密,我是他的课代表。英语老师高考前,找我谈话,说我英语能考到95(满分),不着痕迹的给我减压。历史老师和政治老师最年轻,大不了我们几岁,一毕业就把我们从高二教到高三。历史老师喜爱静心阅读,在晚自习陪伴我们的时候,总拿一本书在教室里慢慢转悠,现在已经读成特级教师了。政治老师开始上讲台,满面通红,面临我们对考题难易的询问,一言不发,在黑板上写上“只管耕耘,莫问收获”八个大字,飘然离去,潇洒极了!地理老师是大帅哥,听说是好多女学生暗恋的对象,一举手一投足,都有人模仿,上起课来,口若悬河,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就是这些普通的老师,在离县城一百多里的山区中学,培育了好多像我那“金凤凰”同学这样的高考高手,成为行业精英人物。男同学“北大”毕业后,留学英国,现在上海金融界中层骨干;女同学从“北师大”走出来后,与“师”字没沾边,先分配到常德银行,最终还是飞出去,移居加拿大,重修计算机专业。我在加拿大温哥华培训的时候,她一家老小从阿尔伯特省专程乘飞机来温哥华接待我,让我感动万分,时间在流逝,但无法流逝掉我们这兄弟姐妹般的同学情谊。

(二)

毕竟是农村中学,条件之艰苦,是现在城里学生难以想象的。一个黑咕隆咚的寝室,住着一二十人,潮气,霉气,臭气,气气氤氲。住久了,各种皮肤病“应气而生”,奇痒无比,治好了这块,那块又来了,防不胜防,治不胜治,真个“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本来,我皮肤过敏,这下更苦不堪言了,熬过来可真不容易,特别是到了冬天,疥疮,冻疮,还有不知名的什么疮,轮番上阵,红一块、紫一块的乱撞,撞得我大红大紫的,实在难以消受。

满身的疮,层层叠叠,行动不便,疼痛难忍,不得不请假,医院。哥哥一看,怔住了,炎症厉害,怕病变,忙下猛药,力求立竿见影。谁知,病是除了,皮肤却被严重烧坏,大泡小泡,满是的,惨不忍睹。这下,哥哥可急坏了,不敢向退休在家的父亲汇报,一面开玩笑似的安慰我,说再厉害的细菌这次也会被杀死,一面趁着月色,急匆匆骑着单车,向已是名老中医的二姑父求救,来回三、四十多里的崎岖山路,折腾到到半夜才回。经过这次强烈的洗礼,疮消失过一阵,可是,好景不长,环境是恶疮的温床,不久,我的皮肤病又呈蔓延之势。父亲不得不托大姑父在县城买药,以至高考体检的时候,医院找人,隐瞒我的恶疮病史。怕我们家族最大的希望被这疮耽搁了。高考结束了,这疮也就没有地儿生长了。

我们披着山村的云雾而来,身经百苦,也习以为常。冬天,那时候的冬天,比现在来得更冷一些,是最难过的时节。几百人就那么一个小小开水房,开水收费,还要够挤,我个子小,挤不着,干脆不挤,洗脸直接到冷水龙头冲,冷水刺骨,手背冻得红红的,肿肿的,高高的,像发酵得特别好的馒头,放假回家,母亲看着我满手脚的冻疮,眼泪都流出来了。等到好不容易弄了点热水,洗澡却没有好的洗澡堂,就在我们宿舍空地,用水桶淋浴,对着狂风作战,袒露着自己瘦骨嶙峋的身体。同学们看着,都说我瘦得吓人,肋骨清晰可感,特像搓衣板。高考体检时,我只有41公斤,是全年级体重最轻的,女生都笑我,弱骨柔肠。食堂的生活,除了没有油盐的萝卜、白菜,就是红薯粉、霉米,每周五的零星肉片,就是我们渴盼了一周的“牙祭”。我们默念着一句话:“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不是为了吃饭”,并以此为动力,来藐视生活上的困难。

第二学期,学校从班级挑选了几个优秀生,到校外的乡村纸盒厂就读,插入复读班,条件有所改善,享受到了优等生的优惠。当然,这对其他同学毕竟是不公平的,但在那时候,农村的学生和家长,是没有告状意识的。不然,这也是违规操作。

那时候,高考资格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这甚至是国外攻击中国人权的话题之一。高考预考,中国特色,百分之七十的高中生失去国考资格,而百分之三十获得资格的考生中,又有百分之七十的复读生,应届生能够参考的就寥寥无几了,年年如此。更有甚者,复读大军中,有人连续复读了好多年,连高考那阵势都没见过。那时候的高考,怎么说都是一幅悲壮的场面,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只见落水的人,难得见有通过的人,有点像现在电视台流行的“奥运向前冲”之类的娱乐节目。

高考预考后,复读、应届共过关二三十人,统一迁回校本部,开始高考前一个月的冲刺。我从预考通过之日起,赶赴学校,就一直没有回家,直到高考结束。这一个月,无从与父母联系,彼此音信不通,营养搭配,心理安慰,送考陪考都是遥不可及的奢望。

我到县城,第一次是小学时随二舅观光,第二次是参加高考体检,第三次便是高考。高考四天三晚的县城生活,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么舒适,那么令人艳羡,犹如刘姥姥初进大观园。哪里还有什么高考紧张症?以至于高考前一天的熟悉考场,我都缺席了。高考前一天晚上,有同学的兄长,从北京读大学回来陪考,请我们吃西瓜,我们几个玩得不亦乐乎。

那时考场编排也简单,我们通过预考的应届生九人,都在县二中的同一个考室,完全按照预考成绩前后编排,没有打乱,我依然坐在省“探花”后面,亦步亦趋。考室没有监控,第一堂语文,县里领导巡视考场,还直接进了我们考室,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个考室居然出了省“榜眼”和“探花”。高考分数揭晓,我们九人中,四人重点,一人大专,一人中专,夺取了全县应届考生升学率之冠,更有“榜眼”“探花”横空出世,全县教育界为之震动。自此以后,我们这个班的高考成绩,成了母校骄傲的资本,载入校史。

(三)

那时候的“补课”,集中在寒暑假,“有偿家教”还没有诞生,我们课余的日子倒也自在。每逢周日,我们三五成群,拿着书本,来到小河旁、田野间、树林里,细数潺潺流水,静听鸟鸣啁啾,仰观蓝天白云,或躺,或站,或坐,或转悠,互不干扰,自得其乐,好不惬意。知识在美丽的自然中,悄无声息地注入进我们的血管。不亦乐哉?

每每同学聚会,总不会忘记他们终身难忘的“赶嘴”经历。也许是学校生活太差,也许是他们想珍惜高中同学的情谊。也不知是谁发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赶嘴”活动。临近寒假,农村准备过年的气息浓厚了,年猪都宰了。有同学想起家里的“杀猪饭”,就流口水,等十点多钟下晚自习后,约上同学,趁着星光月夜,偷偷回家,家长高兴,心痛这些读书的苦孩子,做了一顿丰盛的夜宵,大家吃饱喝足后,连夜赶回学校,正赶上同学们起床做早操,他们堂堂正正地走进做操队伍,班主任没有发现。

他们异常兴奋,添油加醋地描绘起“赶嘴”的乐趣,说得没去的同学垂涎三尺,不知不觉,这支队伍慢慢发展,发展到公开化程度,开始轮流“吃大户”,不管路有多远,只要来回一通宵能赶到就行,连走带跑,几十近百里山路,全不在话下。全班同学,“吃大户”的“吃大户”,读书的读书,各不相扰,相处和谐,配合密切。直到有一天凌晨,早操出现了严重缺席,班主任跑到寝室,又没发现人,才有同学战战兢兢地告诉其原委。班主任大发雷霆,站在教室门口堵截这支偷嘴抹油的队伍,一顿狂轰乱炸,追究始作俑者,可是,这些“地下党”们,威武不能屈,罪魁祸首就是浮不出水面。尽管如此,同学们再也不敢违逆为我们辛苦的班主任了。

现在,同学们在一起,都感叹,当时,怎么那么好的精神,那么能吃苦?那么胆大妄为?那么好吃?那么不懂事?不过,回忆起来,总是美丽的。

班主任也算一个有生活情致的人。他本是常德人,带着浓浓的常德方音,在我们山里娃眼里,算长过见识的,听说解放前比较富裕,应该出身“地主”“富农”之类。他和我们父辈年龄差不多,儿子在我们同届理科班。

不知是兴之所至,还是为同学“怂恿”。全班同学要来我家邻村的原始山洞秋游,说来也怪,洞并不神奇,离校三十多里,神奇的是邻村竟然有四个同班同学,加上我不远,就五个了,后来,我们五个中应届考中的就有三个,且两个是重点,还有我们能说会道的班长和校学生会主席(现在已经是某县县长),给母校添了光,这也许更是班主任看中的好地方。

班主任把全班同学分到我们五家,我家分得“九朵金花”。我们五个接受命令后,打前站飞奔回家,告诉父母。父母喜不自胜,特别是母亲,欢喜得连声叫好,因为她只有我们四个儿子,没有女儿,更没有媳妇。现在,老天爷突然送来九大美女,岂不美哉?果不其然,这九朵“金花”中,有一朵后来嫁给我二哥,成了我“二嫂”。那加拿大的同学也在其中,在异国他乡的时候,还笑话我,早晨被母亲叫唤着给她们拿梳子。我父亲也在其中找到了几位朋友的女儿,询问起朋友近况。父母当时就记住了她们九个女生的名字,有时候,我想,如果有机会,能把这风流云散的“九朵金花”聚来,让我年迈的父母再端详一番,该是一件多么温馨、多么浪漫的事情!

(四)

没有读高三的人,看别人高考,都好像很容易。其实,高考是一场心理与生理、智力与耐力的较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即使兵不血刃,也是残酷、悲凉的。

在高考战场上,人们只艳羡幸运者,没有顾及在墙角哭泣的不幸者。托尔斯泰有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也想说,“高考的幸运者都是相似的,不幸者各有各的不幸。”

那时候,打工潮还没有出现,一切都在“计划”中。农村孩子,两条出路:高考,当兵。否则,鲤鱼无法跳龙门。博取高考功名,是每个高中生的愿望,从隋唐的科举算起,人们就受其毒害。我有一女同学,初中毕业,出类拔萃,考上了中师,捧着了铁饭碗,但又不甘心当小学教师,毅然舍弃中师读高中,这是相当有勇气的,要冒很大风险的,父母也支持。高中奋斗三年,高考预考就被刷下,接着复读,刷下,又复读,刷下,终究连高考资格也没捞到,我们都为她惋惜。也有同学,复读多年,成绩出众,每临高考,心里发慌,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最终还是一场空,生活沧桑的她,后来相见时,我们依然无言以对。

科举时代,五、六十岁了,还在为秀才、举人、进士奋斗的人比比皆是。我们那个年代,复读一年、两年、三年,甚至八年、九年,也是常常发生的事,其间的酸甜苦辣,只有当局者明白。大多数的人,还是享受到了复读的成功和喜悦,这也是大势所趋。我所就读的师大,录取的同学中,应届生所占比率仅仅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六十的还是复读生。久炼成钢,是很多人从高考定律中总结出的真理。复读一年、两年,能够如愿以偿,真算幸运事情,提高了学历层次,更大地改变人生命运,可以幸福着复读的幸福。对于我们农村孩子来说,复读的意义更为重大,和古代科举有得一拼,这是中国特色,也是国粹。城里户口的世袭制单位很多,招工亦可,招干亦可。而我们的世袭岗位,只有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修理地球。如果拼赢了高考,我们就完全可以和城里孩子一样,大踏步跨入工人阶级,或知识分子行列。只要成功,复读八次、九次又如何呢?这点辛苦划得来,比起科举时代几十年熬的苦,的确算不了什么。随着高校并轨扩招,分配政策取消,复读大军也即慢慢消退,溃不成军,不成气候了。

高三,高考,都离我远走,但记忆永是新的。每逢高考时节,或执教高三时,高三生活的点点滴滴,总会源源不断涌入大脑,让我安心不得,不由自主地拿他们与我们比。

离高考还有几天,课上到最后一节,和学生聊完了天,只等高考战斗打响,只等收获累累的果实。闲暇之时,不禁又想起我所读的高三,拉杂记之。谨以此献给正在向高考奔去的学生们,祝福他们都有一个好的收成,期待高考凯旋,期待捷报频传。

杨智慧,中学语文特级教师,学语文平台特约撰稿人。工作单位:湖南省常德市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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