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扬沙银屑胶囊是不是治白癜风的药 http://m.39.net/news/a_6083990.html莫言：难忘那带着口罩接吻的爱回头看文革前十七年的长篇小说中，我认为写得最真的部分就是关于爱情的部分，因为作家在写到这些部分时，运用的是自己的思想而不是社会的思想。一般说来，作家们在描写爱情的时候，他们部分地、暂时地忘记了自己的阶级性，忘记了政治，投入了自己的美好感情，自然地描写了人类的美好感情。十七年的长篇小说中故事各异，但思想只有一个，作家只是在努力地诠释着什么。但他们在篇幅很小的爱情描写中，忘记了阐释领袖思想，所以这些章节我认为实际上代表着作家们残存的个性。所以如我们上面列举的那些爱情片段，就显得异彩纷呈，非同一般。如丁尚武与林丽的爱情，就写得爽朗潇洒，不同凡响。这是美女爱英雄的典型，丁尚武是一脸的大麻子，刺人的小眼睛，而林丽是天生丽质，多愁多病。两家还有血海深仇，丁尚武一直不用正眼看人家林丽，还老是当着人家的面磨他那把大刀片子。当年我读这本书时，死也想不到林丽竟然会爱上丁尚武，但人家就是爱上了。当我看到林丽在月光下向丁尚武这个粗鲁丑陋的家伙袒露情怀时，我的心里真是难过极了。我替林丽遗憾，应该去爱史大侠呀！但人家偏偏不爱史大侠，人家就爱丁大麻子。现在回头想起来，这个作家真是会写爱情，如果让林丽和史大侠谈情说爱，那就没劲了。白茹对少剑波的爱情，也是女追男，那种多情少女的微妙细腻的心态，写了整整一章，标题就叫“白茹的心”。少剑波起初还假正经，可能是重任在肩，生怕误事，但打下威虎山之后，这老兄也顶不住了，站在雪地里，说了不少梦话。当年我是一个少年，我姐姐是一个大姑娘，因为她的文化低，看书有困难，让我给她读这两个章节，在我母亲做针线的油灯下。我害羞，不给她读。她生了气，说她牺牲了自己，不上学，出大力挣工分，养活我们，让我们读书识字，可让我给她读小说我都不愿意，实在是忘恩负义。我母亲也帮着我姐姐批评我。我就说，娘啊，您不知道她让我读的是什么东西！母亲说，什么东西？连你都读得，你姐姐比你大许多，反倒听不得了？读！于是我就说，读就读，但是中了流毒别怨我。我就给我姐姐读“白茹的心”，听得我姐姐眼泪汪汪，听得我母亲忘了手中的针线活儿。我母亲就说起了当年在我家驻扎过的游击队里那些军官和那些女兵的故事。说男的如何地有才，吹拉弹唱样样行，写就写画就画，那些女的个个好看，留着二刀毛，腰里扎着牛皮带，挂着小手枪，走起来像小鹿似的。我以为母亲说的是八路军，但长大后一查文史资料，才知道当年驻扎在我们村子里的那支队伍是国民党领导的队伍。——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姐姐还是中了流毒，她听了“白茹的心”之后就跟村子里的一个小伙子谈起了恋爱，打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模式，招来了村子里的纷纷议论，把我父亲气得半死。我躺在被窝里蒙着头装睡，听到父亲和母亲在训斥我的姐姐。我知道姐姐是让“白茹的心”给害了。《三家巷》里周炳和区桃的爱情也写得动人心魄，把我迷得几乎死去。我躲在我家磨房里读到区桃姑娘死去时，眼泪夺眶而出。现在回头想起来，周炳这个人物贾宝玉的影子重了一点，但就像与初恋的情人相逢一样，固然有许多的失望，但那份感情还是难忘。我觉得，在文革前十七年的长篇小说中，对爱情的描写最为成功、最少迂腐气的还是《苦菜花》。中国人向来喜欢才子佳人的老套子，影响到作家，就愿意让英雄美女终于成为交颈鸳鸯并蒂莲。《苦菜花》里，杏莉和德强端的是天生一对地设一双，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可作家把他们的爱情写足、让读者在心理上享够了艳福之后，突然笔锋一转，就把杏莉给写死了。杏莉这一死可是惊心动魄，这一死对残酷的战争，对残酷的阶级争斗都是有力的控诉，让人充分地体验了悲剧的快感，体验了美好事物被毁坏之后那种悲剧的美。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漫长得要命的国度，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封建毒素在每个人的血管里流淌着。每个人的屁股上都打着封建的纹章。在作家的爱情描写中，一般来说不愿歌颂甚至不愿以同情的态度来描写男女之间的偷情。《苦菜花》在这方面却有重大的突破。作家用绝对同情的态度描写了长工王长锁和杏莉妈妈的爱情。这种爱情带着一种强烈的、震撼人心的病态美，具有很大的征服力。我认为，冯德英这一招远远地超过了他同时代的作家，他通过这一对苦命鸳鸯的故事，告诉了我们许多深邃的、被社会视为禁忌的道理。冯德英还写了花子和老起的爱情，如果说他对王长锁和杏莉妈妈的爱情更多地是持一种同情的态度，那么，他对花子和老起这种充满野性力量的爱情，就完全持一种赞美的态度了。我非常敬佩作家的这种直面人生的勇气。即便是爱情小插曲，作家描写得也不同凡响。如绢子和姜永泉的爱情，我读书时就感到，姜永泉与绢子的年龄差距是不是太大了一点？还有美丽多情、才貌双全的卫生队长白芸主动向战斗英雄王东海求爱，这是多么好的一对啊，但是作家竟然让王东海拒绝了白芸的求爱，竟然让战斗英雄选择了寡妇花子。她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抱着大白菜，Rx房肥大，动作粗俗，怎么能与白芸相比呢？当年看小说看到此处，我感到真是遗憾极了。这种遗憾说明了我根本就不懂爱情，而冯德英是真懂爱情的。这种遗憾还说明即使在我一个小孩子的心中也有着浓厚的封建意识。在我的心中，花子是一个拖着“油瓶”的寡妇，用农村的话说就是一个“半货子”，而白芸却是一个黄花大闺女，两个人简直不能比较。冯德英却让身穿军装、腰扎皮带、身腰窈窕、亭亭玉立的白芸把花子抱起来，连叫了几声好姐姐，让王东海抱着花子和老起生的孩子站在一边观看。这个场面简直力量无边，不但在文革前十七年的长篇小说中没有，在文革后截止到目前为止的小说中也还没有。另外绢子和姜永泉的爱情、七子和病媳妇的爱情，也都写得很有感觉。《苦菜花》在对残酷战争环境下的两性关系的描写卓有建树，其成就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作家。他确实把装模做样的纱幕戳出了一个窟窿。由于有了这些不同凡响的爱情描写，《苦菜花》才成为了反映抗日战争的最优秀的长篇小说。十七年的爱情描写，是有成就的，但由于政治的和历史的原因，限制了作家的思想和才力，使这本来应该大放异彩的东西，被挤到一个憋窄的角落里，宛如在断墙边上偷偷地开放的小花，苦菜花。由于过分强调政治性和阶级性，更由于强烈的政治风雨把作家们抽打得缩头缩肩，他们在动笔前，钢笔里就灌满了“阶级斗争”牌墨水，无论他们主观上采取什么样子的态度，这种墨水留下的痕迹里，无法不散发出那种可恶的阶级斗争气味。因此，十七年中的大多数长篇小说中的爱情描写，很少有人去描写除了无产阶级之外的别的阶级的爱情，即使有，也是写他们的淫荡和色情。好象只有无产阶级才懂得爱，而别的阶级都是一些畜生。仿佛只有无产阶级的爱才是爱的最完美的形态。所谓阶级的爱情，其实是个很荒唐的说法，我觉得，爱情里反映出的阶级斗争是很少的，尤其是在爱之初。落后的道德观念也粘滞了作家的笔，使作家只有在那种符合道德的轨道上迅跑，而不愿意下到生活的蛮荒里，去搜寻一下桑间濮上的爱情。作家只能吟唱既符合现时道德又符合传统道德的小夜曲，而不敢描写掩藏在道德唾骂中的恶之花。这样就画出了一幅幅经过了高温灭菌的爱情图画，图画中的人不食人间烟火，男的如天父，女的似圣母，他们怀抱中的婴儿，不但体无血污，而且没有肚脐眼。在这样的图画中，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种道德化了的爱情，爱情本身所具有的那种蓬勃的生命力被彻底地阉割了。这样的爱情是虚假的，与生活中的爱情大相径庭。小说中，尤其是长篇小说中几乎不能缺少的性爱描写，在当代文学史上，一直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这除了前面所讲的道德的、政治的因素之外，我个人认为还有科学上的、美学上的深刻原因。我们中国人，由于受到了几千年的封建传统的影响，对性心理、性生理一直讳莫如深，视为洪水猛兽。这种现象至今存在。这种科学上的落后，导致了整个社会在性方面的愚昧，这种愚昧又导致了变态疯狂和道貌岸然。作家一是无力与社会风尚抗衡，二是往往自己也被这种落后的社会风尚所毒害。钢笔里除了灌满“阶级斗争”牌墨水之外，又灌进了“真封建伪君子”牌墨水。另外，我们一直不能把性爱当成一种美好的事物来欣赏，总认为这是见不得人的丑事，总是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这种科学和道德上的落后，表现在文学上，一是可能出现极端的色情描写，来发泄被扭曲了的情欲；二是出现带着口罩接吻的爱情描写。这两种现象都是不正常的，前一种是真堕落，后一种是假正经。这中间还有一条路，还有一种对性爱的描写方法。当代文学正如江水向前流淌，性爱描写所达到的艺术高度，会成为衡量某一时期文学所达到的艺术水平的一个衡量标准。十七年中我们还有一部《苦菜花》，何况现在，何况将来。莫言：病态的社会在我的童年生活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饥饿和孤独外，那就是恐惧了。然而我们恐惧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恐惧从何处来，一直像是一个怪圈问题。我出生在一个闭塞落后的乡村，在那里一直长到二十一岁才离开。那个地方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有了电，在没有电之前，只能用油灯和蜡烛照明。蜡烛是奢侈品，只有在春节这样的重大节日才点燃，平常的日子里，只能用油灯照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煤油要凭票供应，而且价格昂贵，因此油灯也不是随便可以点燃的。我曾经在吃饭时要求点灯，但我的祖母生气地说：“不点灯，难道你能把饭吃到鼻子里去吗？”是的，即使不点灯，我们依然把饭准确地塞进嘴巴，而不是塞进鼻孔。在那些岁月里，每到夜晚，村子里便一片漆黑，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为了度过漫漫长夜，老人们便给孩子们讲述妖精和鬼怪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似乎所有的植物和动物，都有变化成人或者具有控制人的意志的能力。老人们说得煞有介事，我们也就信以为真。这些故事既让我们感到恐惧，又让我们感到兴奋。越听越怕，越怕越想听。我如此地怕鬼，怕怪，但从来没遇到过鬼怪，也没有任何鬼怪对我造成过伤害。青少年时期对鬼怪的恐惧里，其实还暗含着几分期待。譬如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希望能遇到一个狐狸变成的美女，也希望能在月夜的墙头上看到几只会唱歌的小动物。几十年来，真正对我造成伤害的还是人，真正让我感到恐惧的也是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中国是一个充满了“阶级斗争”的国家，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有一部分孩子，因为祖先曾经过过比较富裕的日子，而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当然也没有进入城市去过一种相对舒适的生活的权利。而另一部分孩子，却因为祖先是穷人，而拥有了这些权利。如果仅仅如此，那也造不成恐惧，造成恐惧的是一些人和他们的孩子们，对那些被他们打倒的人和他们的孩子们的监视和欺压。我的祖先曾经富裕过（而这富裕，也不过是曾经有过十几亩土地，有过一头毛驴和耕牛），所以我只读到小学五年级就被赶出了学校。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一直小心翼翼，谨慎言行，生怕一语不慎，给父母带来灾难。当我许多次听到从村子的办公室里传出村子里的干部和他们的打手拷打那些所谓的坏人发出的凄惨声音时，都感到极大的恐惧。这恐惧比所有的鬼怪造成的恐惧都要严重许多。这时我才理解我母亲的话的真正含义。我原来以为我母亲是说世界上的野兽和鬼怪都怕人，现在我才明白，世界上，所有的猛兽或者鬼怪，都不如那些丧失了理智和良知的人可怕。世界上确实有被虎狼伤害的人，也确实有关于鬼怪伤人的传说，但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于非命的是人，使成千上万人受到虐待的也是人。而对这些残酷行为给予褒奖的是病态的社会。虽然像“文化大哥命”这样黑暗的时代已经结束二十多年，所谓的“阶级斗争”也被废止，但像我这种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还是心有余悸。我每次回到家乡，见到当年那些横行霸道过的人，尽管他们对我已经是满脸媚笑，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低头弯腰，心中充满恐惧。当我路过当年那几间曾经拷打过人的房屋时，尽管那房屋已经破败不堪，即将倒塌，但我还是感到不寒而栗，就像我明知小石桥上根本没有什么鬼，但还是要奔跑要吼叫一样。回顾往昔，我确实是一个在饥饿、孤独和恐惧中长大的孩子，我经历和忍受了许多苦难，但最终我没有疯狂也没有堕落，而且还成为一个被人尊敬的作家，到底是什么支撑着我度过了那么漫长的黑暗岁月？那就是希望。我希望在未来的时代里，由恶人造成的恐惧越来越少，但由鬼怪故事和童话造成的恐惧不要根绝，因为，鬼怪故事和童话，饱含着人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包含着文学和艺术的种子。莫言：喊烂了一手好牌那时候我是村里调皮捣蛋的少年。那时候我也是村里最让人讨厌的少年。这样的少年最令人讨厌的，就是我意识不到别人对我的讨厌。我总是哪里热闹就往哪里钻。不管是什么人说什么话我都想伸过耳朵去听听；不管听懂听不懂他都要插嘴。听到了一句什么话、或是看到了一件什么事我便飞跑着到处宣传。碰到大人我跟大人说，碰到小孩我跟小孩子说；大人小孩都碰不到我就自言自语，好像把一句话憋在肚子里就要爆炸似的。我总是错以为别人都很喜欢自己，为了讨得别人的欢心我可以干出许多荒唐事。
譬如说那天中午，村子里的一群闲人坐在池塘边柳树下打扑克，我便凑了上去。为了引起他们的注意，我像猫一样蹿到柳树上，坐在树桠里学布谷鸟的叫声，学了半天也没人理我。我感到无趣，便居高临下地观看牌局。看了一会儿我的嘴就痒了起来。我喊叫：“张三抓了一张大王！”张三仰起脸来骂道：“罗汉，你找死吗？”李四抓了一张小王，我也忍不住地喊叫：“李四手里有一张小王！”李四说：“你嘴要痒痒就放在树皮上蹭蹭！”我在树上喋喋不休。树下的人们很快就恼怒了。他们七嘴八舌地骂我。我在柳树上与他们对骂。他们终于忍无可忍了，停止打牌，纷纷地去四下里找来砖头瓦块，前前后后地站成一条散兵线，对着树上发起攻击。起初我还以为他们是跟我闹着玩儿呢，但一块断砖砸在我头上。我的脑袋嗡地一声响，眼前冒出许多金星星，幸亏双手搂住了树枝干才没掉下去。我这才明白他们不是跟我开玩笑。为了躲避打击，我往树的顶梢蹿去。我把树梢蹿断了，伴着一根枯树枝坠落在池塘里，弄得水花四溅，响声很大。闲人们大笑。能让他们笑我感到很高兴，他们笑了就说明他们已经不恨我了。尽管头上鼓起了血包、身上沾满了污泥。当我像个泥猴子似地从池塘里爬上来时，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其实我是故意地将柳树梢蹿断的。为了引起他们的注意，为了赢得他们的笑声，为了让他们高兴。我的头有一点痛，似乎有几只小虫子从脸上热乎乎地爬下来。闲人们看着我。我也看着他们。我看到他们脸上露出了一些惊讶的神色。当我将摇摇晃晃的身体靠在柳树干上时，其中一个闲人大叫：“不好，这小子要死！”闲人们愣了一下，发一声喊，风一样地散去了。我感到无趣极了，背靠着柳树，迷迷糊糊地很快就睡着了。
等我醒过来时，柳树下又聚集了一群人。我本家的一个担任生产队长的麻脸的叔叔将我从树下提拎起来。“罗汉，”他喊叫着我的乳名，说，“你在这里干什么？头怎么破了？你娘刚才还扯破嗓子的满世界喊你，你却在这里鬼混，滚吧，滚回家去吧！”
站在耀眼的阳光下，我感到头有点晕。听到麻叔对我说：“把身上的泥、头上的血洗洗！”
我听了麻叔的话，蹲在池塘边上，撩着水，将自己胡乱洗了几下子。冷水浸湿了头上的伤口，有点痛的意思，但并不严重。这时，我看到生产队里的饲养员杜大爷牵着三头牛走过来了。我听到杜大爷咋咋呼呼地对牛说：“走啊，走，怕也不行，丑媳妇脱怎么也得见公婆！”
三头牛都没扎鼻环，在阳光下仰着头，与杜大爷较劲。这三头牛都是我的朋友，去冬今春饲草紧张时，我与杜大爷去冰天雪地里放过它们。它们与其它本地牛一样，跟着那头蒙古牛学会了用蹄子刨开雪找草吃的本领。那时候它们还很小。没想到过了一个冬天它们就长成了半大牛。“老杜，你能不能快点？”麻叔大声吆喝着，“磨磨蹭蹭，让老董同志在这里干等着？”老董同志是公社兽医站的兽医，大个子，黑脸，青嘴唇，眍眼窝，戴一副黑边眼镜，腰有点虾米。他烟瘾很重，一支接一支地抽，不停地咳嗽，他的右手食指和中指被烟熏得焦黄，一看就知道是老烟枪。他夹烟的姿势十分好看，像唱戏的女人做出的那种兰花指。我长大后夹烟的姿势就是模仿了老董同志。
麻叔冲到牛后，打了两个鲁西牛各一拳，踢了双脊一脚。它们往前蹿了几步，就到了柳树下。
杜大爷被牛缰绳拖得趔趔趄趄，嘴里嘟哝着：“这是怎么个说法，这是干什么吃的……”
麻叔训他：“你嘀咕个什么劲！早就让你把牛牵来等着！”
老董同志站起来说：“不急不急，也就是几分钟的活儿。”“几分钟的活儿？您是说捶三头牛只要几分钟？”老杜摇摇他的秃头，瞪着眼问，“老董同志，俺见过捶牛的！”老董同志将烟屁股啐出去，轻蔑地说：“那种野蛮的方法，早就被我们淘汰了；旧社会，人受罪，牛也受罪！”
麻叔说：“对嘛，新社会，人享福，牛也享福！”
杜大爷低声道：“旧社会没听说骟人的蛋子，新社会……”
麻叔说：“老杜，你要是活够了，就回家找根麻绳子上吊，别在这里胡说！”
杜大爷翻着疤瘌眼道：“我说啥了？我什么也没说……”
老董同志抬起腕子看看手表，说：“开始，老管，你给我掐着表，看看每头牛平均用几分钟。”
老董同志将手表指下来递给麻叔，然后挽起衣袖、紧紧腰带。他从上衣兜里摸出一柄亮晶晶的小刀子。小刀于是柳叶形状，在阳光下闪烁。然后他从裤兜里摸出一个着红色的小瓶子，拧开盖子，夹出一块碘酒棉球，擦擦小刀和手指。他将用过的棉球随手扔在地上。棉球随即被看热闹的吴七抢去擦他腿上的疥疮。
老董同志说：“老管，开始吧！”
麻叔将老董同志的手表放在耳朵边上，歪着头听动静。他的脸上神情庄严。我跑到他面前，跳了一个高，给他一个猝不及防，将那块手表夺过来，嘴里喊着：“让我也听听！”
我刚把手表放到耳边，还没来得及听到什么，手腕子就被麻叔攥住了。麻叔将手表夺回去，顺手在我的头上扇了一巴掌。“你这熊孩子怎么能这样呢？”麻叔恼怒地骂道：“你怎么这么招人烦呢？”骂着，他又赏给我一巴掌。虽然挨了两巴掌，但我的心里还是很满足。我毕竟摸到了老董同志的手表，我不但摸到了老董同志的手表，而且还将老董同志的手表放到了耳朵上听了听，几乎就算听到了手表的声音。老董同志也不说话，将烟头狠劲吸了几口，扔在地上。我扑上去，将烟头抢到手里，用指尖捏着，美美地吸了一口。小乐在我身边央求着：“罗汉，让我吸一口行不？让我吸一口……”我将烟头啐出去，让残余的那一点点烟丝和烟纸分离。我很坏地笑着说：“吸吧！”小乐骂道：“罗汉，你就等着吧，这辈子你总有用得着我的时候！”麻叔把我们轰到一边去。几个看热闹的大人在麻叔和老董同志的指挥下，将那根木杠子伸到双脊肚皮下，移到它的后腿与肚皮之间的夹缝里。老董同志一声喊，杠子两头的男人一齐用劲，就把双脊的后腿抬离了地面，但它的身体还在扭动着。我看看三头倒了血霉的牛。它们也看着我。它们水汪汪的眼睛里流露出深刻的悲哀。双脊还算好，留下了一群后代；两个鲁西就算断子绝孙了。我看到它们的眼睛里除了悲哀之外，还有一种闪闪发光的感情。我猜想那是对人类的仇恨。我有点害怕。我牵着它们往前走时，它们完全可能在后边给我一下子，尽管它们身负重伤，但要把我顶个半死不活还是很容易的。于是我对它们说：“伙计，今日这事，你们可不能怨我，我们是老朋友了，去年冬天，冰天雪地，滴水成冰，我们在东北洼里同患过难。如果我有权，绝对不会阉你们……”在我的表白声中，我看到牛们的眼里流露出了对我的理解。它们泪水盈眶，大声地抽泣着。我摸摸它们的脑门儿，确实感到非常同情它们。我说：“鲁西，双脊，为了你们的小命，咱们还是走走吧。”我听到鲁西说：“蛋子都给人骟了去，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说：“伙计们，千万别这样想，俗话说得好，‘好死不如赖活着’，咱们还是走吧……”我拉着牛们，沿着麻叔家的胡同，往河沿那边走去。我们一行遛到河边时，太阳已经落山，西天上残留着一抹红云，让我想起双脊后腿上那些血。河堤上生长着很多黑压压的槐树，正是槐花怒放的季节，香气扑鼻，熏得我头晕。槐花原有两种，一种雪白，一种粉红，但它们现在都被晚霞映成了血红。
莫言：童年迷恋读书
莫言：北京秋天下午的我
莫言：《过去的年》《在施舍别人的同时，我们也被人施舍》《生命里，总会有一朵祥云为你缭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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