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胜，年7月高中毕业考入湖南省桃源师范学校；年9月考入安徽大学中文系，年6月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年2月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年1月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湖南省重点学科负责人、湖南省青年社科研究人才“百人工程”首批人选、湖南省新世纪人才工程首批人选、湖南省普通高校学科带头人，湖南科技大学图书馆馆长、继续教育学院院长，湖北大学特聘教授等；现为湖南科技大学社科联副主席、二级教授、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点负责人、高层次人才“学术带头人”，湖南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湘潭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学术兼职有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苏轼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李白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南省古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湖南省濂溪学会副会长等。
我的高考：一次铸造人生拐点的经历
王友胜时光荏苒，岁月如歌，令人怀念、伤感的年已经整整逝去四十年。我的人生在这一年出现重要转机，形成这一拐点的，是一件改变我人生命运的大事。这年七月，我经历了人生唯一的一次高考。这次考试及不算理想，但也没让人过于失望的成绩，铺就了我后来不算顺畅，但也不乏亮色的人生轨迹。
一我们这代人的高中学制仅两年时间，如同只能生一个孩子，相比前、后期的人，总遗憾地差那么一点。文革时期的年，主席在一份关于上海机床厂的调查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这个著名的“七二一指示”，原本是针对即将恢复的大学而发的，可高中、初中、小学也依样画葫芦，各减一年。这样中小学学制就由过去的十二年，缩短为九年。年7月，我从一所农村小学升格的戴帽中学两年制初中毕业，参加湖南省中等专业学校招生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顺利地被常德县第一中学择优录取。在高中两年的学习过程中，我曾一直以此为荣。县一中座落在柳叶湖靠近北边的白鹤山上，校园树林茂密、杂花满地，且地临开阔的湖边，水天涵映、云烟空濛，宛如一幅图画。一中的前身为创建于年的湖南省私立高级隽新小学，三年后改办初中。抗战时期，学校被迫辗转迁徙，年搬至此地。年教育大跃进，增办高中，成为文革前全县唯一有高中班的学校。我进一中时，学校刚刚被确定为县属重点高中，面向全县招生。良禽择木而栖，一般中学不少优秀教师顺势改换门庭，亦有一些长期被打成右派，正在或即将落实政策的“老九”重新焕发活力。可以说，诸路英豪汇聚梁山，学校当时师资力量之雄厚，允为全县之冠。二我们那一届高中共有六个班，入学时并没有分文理科。我被编在高80班学习，班主任冯家强老师教我们语文课程。冯老师能说一口流利地普通话，可能是北方人。他对待教学工作极其认真，后来曾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我们班半年后被改编为文科班，包括我在内，拟学理科的同学就分别被分配到其他五个不同的班级。我离开该班后，冯老师再也没教过我。我曾向一中的现任廖副校长打听他的近况，答复是已不在人世。得到这个噩耗，我半晌没说话，难过、愧疚、自责，总之远不仅仅只有伤痛，因为毕业后，我就不曾再见过他。冯老师对我非常信任，开学初就找我谈话，鼓励我担任班长。其实当时我的个头很瘦小，又来自农村，一点都不起眼。我现在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安排，也许事先看过我的档案。在火红的年代，我出生于贫农家庭，父亲、大姐与正在当兵的大哥都是共产党员，自己曾经参加红小兵，戴过红领巾，初中阶段刚满十四岁既已加入共青团，可谓根正苗红。年新春开学，我来到83班学习，成为理科班学生。印象中当时学校并没有征求我们文理分科的意见，或是根据第一学期考试成绩来划定，也未可而知。我在新的班级改任副班长。这是因我入校以来的表现，还是对我因换班而“失职”的一种补偿，迄今不得而知。反正那时大家一心只读圣贤书，并不特别看重这些。班主任谢银阶老师，当时中年半纪，络腮胡子，经常戴着一顶毛绒帽子。他算是“老一中”，六十年代初就来到了学校，当时是我班的政治课老师。记得那时有课前十分钟的读报活动。有关鉴真和尚东渡、对越自卫反击战等历史与新闻故事，我就是从他的读报中得知的。他担任校长期间，一中的升学考试业绩曾一雪前耻，这自然是后话。谢师母顾老师曾上过我的历史课，讲课时乡音甚浓。他们早年在四川读书、工作，两人的大女儿，也是我第二学年的同窗，就出生在四川，所以学名谢蜀。时隔数十年，我记得姓名的高中同学并不太多，她是其中一个。（作者：后二排左四；班主任：中排右一）进入理科班后，除与文科考生共有的语文、数学、政治三门课程外，就只学物理、化学两科。历史课停开，地理课一直就没上。语文老师席允诚、数学老师吴家练、物理老师唐家瑞、化学老师蔡述仁是我高二毕业那年的任课教师，只是年深月久，我对他们的印象已经不是太多，渐趋模糊。因为是重点高中，学校开设了两年英语，而且要求重点学习。据说一般中学，特别是一些公社中学，英语课程只算副科，很少开课。这不完全是因为缺乏英语师资，也有考啥学啥的功利目的在内。我们的英语教师也是两位，其中毕业那年教我们的是颜瑞奇老师，她的先生是其同行，也教英语。抗美援越时，他曾担任过战地翻译。有次我们几个同学在寝室楼口聚会，他还不忘“吹嘘”这一经历。我当时学习英语很认真，花费了不少时间，但那年除本科院校考生外语成绩按百分之三十计入总分外，其他考生只作参考。虽然升学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但在中师读书时，我的英语基础就远比那些高中时没正规学习的同学要好很多，还当了科代表，上了特长班，所以毕业分配时，荣幸地成了县七中的高中英语教师，才两年就与我高中的老师成了同行，这在当时很少见。三高中阶段的青葱岁月中，影视剧中鲜花掌声的场景、男欢女爱的情节并未出现，青春芳华，还没来得及享用就已匆匆谢幕。那时中学生的思想很单纯，除了学习，还是学习，加上年龄也小，更无其他非份之想。学校偶尔放映的露天电影，就是我们课余难得的精神盛宴。校旁万金障劳改农场的武警有时也与学校蓝球队举行友谊赛。身材瘦小的我，当然只有观看的份，不过农场放映的电影，倒是与同学翻墙偷看过几次。体育活动中，记忆最深的是晨跑。天未亮老师的哨子就吹响了。我们从操场下山，沿校边公路，越过田埂小路，上柳叶湖大堤，再沿校边公路跑一段后上山，回到操场，一大圈下来，难免气喘吁吁，真可谓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每到秋季，学校会安排勤工俭学。我班十多位同学结伴而行，赴肖伍铺乡太阳山捡茶籽，大家背着布袋，跟随当地同学，攀高山、穷林海，集体背诵课文《游雁荡山记》，乐以忘疲，满载而归。食堂的伙食实在难以忘怀。刚入校是八人一桌的围席，米饭由轮转的席长分配，俗称“划格子”，后来改为凭票到窗口购买。红署粉、南瓜汤，外加萝卜、白菜，餐餐就那么几个不变的节目，上课时饥肠辘辘，多少影响学习的效果。有时也有水煮河鱼、粉条炖肉之类荤菜，但你得掂量你的口袋。饭票虽由自带的大米所换，菜票可得要用真金白银去买。食堂在山下马路边，开餐的铃声一经敲响，同学们会迅速拿好筷碗，饿狼似地冲下山坡，谁都希望第一个赶到打饭的窗口，谁都不想成为排队长龙中的一员。当然，插队、争抢，甚至打架的现象，有时也会看到。周末偶尔回家，多半是为了换洗衣物与补充食品。学校有自习早读的规定，故尽管有对家的眷念不舍，次晨鸡鸣就得起床，赶到新河口过河时，天还未完全放亮。使劲一声吆喝，艄公才会睡眼惺忪地来到渡口。流水可以冲走落叶，却没法磨损岁月的年轮。尘封已久的记忆像水中的沉物，平时池水清澈，你若用手打捞，它就会阵阵泛起，虽吉光片羽，却无比珍贵。（教学楼西侧）我们入学时都是各公社考来的优等生，开学后也只关心各自的学业，大家的目的都是为了考上理想的大学，所以课前饭后，彼此并无太多交流。我是中途进入83班的，与同学相处的时间就更短。有些同学预考后已经提前毕业；还有好几位最后两月才编入我班跟读，印象中都是预考过关后的社会青年，根本就来不及认识。但是，班上两位同学，我印象特别深刻，终生难忘。其中一位深为惋惜，另一个则颇有不服。惋惜的是余同学。他个头不高，小圆脸，皮肤白晶，好像做过学习委员，成绩应该是班上最好的，但才高命薄，最终只考上湖南一师。他毕业返乡，在农村中学教书，据说后来因故被人误打而神志异常，无法正常工作，只得停课休养。不服的是，那位考上南京铁道医学院的崔同学。一中虽是重点高中，但我们那届普遍考得很糟，反不如普通中学。老师方向把握不准，迷恋难题真题；学生好高骛远，没有吃透教材，缺乏临场应变。我班应届生，包括我在内，当年才考取六人。其中五位读的都是中专，唯一被本科院校录取的，就是他。其实，当年读书时，他的成绩并不十分突出。我的大学落选与他的当选，在当时均属意外。记得学校东北角山顶有株参天大枫树，十里八里远都能看得很清楚，堪为一中的地标。树下的坡地荫凉处是我们常去读书的好出处。崔同学曾在那里请教我物理试题的解法，竖起大拇指夸过我的好成绩。老崔目前在美国开私人诊所，前不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