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作品日瓦戈医生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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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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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

翻译:力冈,冀刚

朗读/编辑:李静

(记得点亮文末的“在看”,谢谢!)01日瓦戈被游击队虏来已经一年多了。他受限制的界限很难划清楚。他被监禁的地方没有围墙,没人看守,也没人监视。游击队不断转移,日瓦戈也跟着转移。这支队伍在经过的各个村庄里,并不脱离民众,而是和民众打成一片,融合在他们之中。看起来,那种不自由的俘虏生活似乎不存在,日瓦戈很自由,只是他不会利用这种自由而已。他的不自由的俘虏生活同他的实际上的不自由没什么区别,因为这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似乎也都是不存在的,似乎都是臆想出来的幻觉。尽管他没戴手铐脚镣,没有人监视,他还是不得不屈从于这种看起来仿佛是臆想出来的不自由。他有三次企图逃离游击队,但都被抓回来。他没有因此受到惩处,但他知道这是玩火,所以他也不再逃了。游击队司令利维里·米库利增很器重他,让他睡在自己的帐篷里,喜欢跟他在一起,但日瓦戈把这种亲热看作是一种负担。02这时,游击队几乎不断向东移动。有时,这种行动是将柯尔察克驱逐出西伯利亚西部的总攻计划中的一部分,有时碰到白军包抄游击队时,游击队的向东移动就成了撤退。日瓦戈好久都无法理解这个奥秘。沿公路有许多村镇,游击队往往与公路平行前进,有时也走公路。这些村镇随着战局变化,常常易手,有时属于白军,有时属于红军,很难从村镇的外表判断是在谁手里。当这支农民武装穿过这些村镇时,这支逶迤而过的队伍便成了这些村镇里压倒一切的庞然大物。公路两旁的房舍似乎都被压到地面下去了,踩着泥水前进的骑兵、马匹、大炮和挤在一起背着背包的大个子步兵走在大路上,仿佛比房子还高。有一天,在这样的一个小镇上,日瓦戈奉命去接收游击队缴获的一批英国药品,这是卡贝尔军官队溃逃时丢下的。这一天天色漆黑,下着雨;看过去只有两种颜色:有光的地方是白色,没光的地方是黑色。他的心绪也是这样晦暗凄凉,没有一丝光亮欢愉。由于军事行动频繁,道路已被彻底破坏。现在路面上是一片黑色泥浆,有的地方连蹚也蹚不过去。街道上也只有几个地方可以穿过,但可以过的地方相距很远,而且要绕一个大圈子。日瓦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帕任斯克遇到了同一火车来的旅伴佩拉盖娅·佳古诺娃。她首先认出了日瓦戈,他却一下子还不敢断定这位面熟的女人是谁。她站在街对面,就仿佛是站在河对岸似的,她望着他,那目光有两种意思:如果日瓦戈愿意认她,就和他打招呼;否则,她就转身离去。过了一会儿,他完全想起来了。他想起了挤得满满的车厢,被押去劳动的人群和押送他们的士兵以及把辫子甩到胸口的女乘客;出现在这幅画面中心的是他自己一家人。前年乘车的详情细节在他脑海里一一涌现,他朝思暮想的亲人的面容出现在他的眼前。日瓦戈朝她点头,示意她再朝上头走几步,那边的泥浆中垫着两块砖头,接着他也走过去,穿过大街朝佳古诺娃走去,向她问好。佳古诺娃讲了好多事情。她提到了同车厢被非法列入强迫劳动者行列中的那个俊秀天真的男孩子瓦夏。她向日瓦戈讲了她住在维列坚尼基村瓦夏家的前后经过。她住在瓦夏家感到十分愉快,但使她难受的是村里人把她视为外人,并且还诬蔑她同瓦夏有私情。她只得离开,否则真会被那些人啄死。于是她到克列斯托沃斯德维任斯克找她姐姐奥莉加·加卢津娜。后来听到传闻,说有人在帕任斯克见到过普里图利耶夫,她便又来到帕任斯克。来到之后,才知道传闻不确,但她找到了工作,便在这里住了下来。这时,她的几个好友至亲却遭了大难。维列坚尼基传来消息,说这个村因为抗拒余粮征集制而遭镇压。瓦夏家的房子被烧毁,有一个人丧生。克列斯托沃斯德维任斯克的加卢津家的房子与财产被没收,姐夫不是被关起来就是被枪决了;外甥失踪,音信全无。姐姐奥莉加一贫如洗,衣食无着,现在在兹沃纳尔镇一个亲戚家做工糊口。说来也巧,佳古诺娃在帕任斯克一家药房当清洗工,而这家药房的药品正是日瓦戈要去接收的。这一来,所有靠药房为生的人,包括佳古诺娃在内,都会失去生计。但日瓦戈无权改变这一决定,佳古诺娃亲眼看着药品被运走。日瓦戈的大车来到药房后面的药品仓库门口。成包成箱和一瓶瓶装在柳条筐中的药品装上了车。拴在药房马栏中那匹瘦骨嶙峋、浑身疥疮的马和人们一起悲伤地望着药被运走。天色已近黄昏,天空有的地方已经洁净无云,乌云后的太阳偶尔露一露面。夕阳在西坠之前还把那古铜色的余晖洒入院中,给马栏地上的脏水涂上一层不祥的金光。风吹在水上不起波纹:脏水太稠了。然而公路上的雨水却被风吹起一道道涟漪,泛着粼粼红光。这支运药的队伍顺着路边走着,绕着一个个深水洼和沟坎。这批药品中有一罐可卡因,最近游击队司令吸这种玩意儿吸上了瘾。03日瓦戈在游击队里忙得不可开交。冬天是斑疹伤寒,夏天是赤痢,除此之外由于战事又起,伤员的数目不断增加。游击队虽然屡屡失利,不断败退,但由于在这些农民杂牌队伍经过的地方,常常有人起义,而且敌军营垒中有人倒戈,所以不断得到补充。日瓦戈来游击队这一年半以来,游击队的人数相当于他刚来时的十倍。上一次在克列斯托沃斯德维任斯克的秘密会议上,利维里·米库利增谈到他的实力时夸大了十倍,现在果真达到了这个规模。日瓦戈有了助手,还新来了几个相当有经验的卫生兵。协助他治疗的两个主要助手,一个是匈牙利共产党员、被俘的奥军军医克列尼·莱奥什,在俘虏营里被称为拉尤希同志;另一个是医士,霍尔瓦特人,名叫安格利亚尔,也是奥军战俘。日瓦戈同前者讲德语,后者因为出生在斯拉夫巴尔干,多少懂点俄语。04根据国际红十字会协定,军中医务人员不得武装参加战斗。但有一次日瓦戈被迫违反了这一规定。双方交火时他正在战场,所以他不得不同战斗人员一样开枪自卫。当时,游击队正据守在森林边缘。战斗开始时,日瓦戈立即卧倒在电话员身旁。他们背后是大草原,前方是一片开阔地,白军正在这片没有掩护体的光秃秃的地上向前推进。白军慢慢靠近。日瓦戈已经可以看到他们每一张脸。这都是首都一般平民百姓家的青少年,上年纪的则是从预备役中征召来的。但领头的是一年级大学生和八年级中学生这样一批青年,他们都是不久前志愿入伍的。日瓦戈一点也不认识他们,然而大多数人他都感到面熟、相识,有的像他儿时的同学,也许这是他们的兄弟?另外一些人似乎在剧院或大街上见过。他们那富有表情、招人喜欢的面容使他感到亲切,仿佛是自家人。他们认为他们应当恪尽职守,这个想法给他们增添了多余的勇气。他们慷慨激昂,摆出挑战的架势,排成稀疏的散兵线,挺起胸膛前进。那气派连正规近卫军都自叹不如。他们不顾任何危险,既不跑,也不卧倒,也不利用可以作掩护的土丘、高坎等地形。最后几乎都一个个倒在游击队的子弹下。在这光秃秃的荒野中央,有一棵烧焦的死树,可能遭到了雷击或被篝火烧死,也可能是在前几次的交战中被炮火焚毁的。每个向前进的士兵都朝它看一眼,想以它作掩护进行射击,但终于都丢开这个掩蔽物,继续前进。游击队的弹药有限,不能滥用,因此必须在目标明确而且在近距离之内方得开枪。这一命令由战士相互监督执行。日瓦戈没有武器,他只好躺在地上观战。他的同情全部在那些英勇死去的孩子一方,衷心希望他们获胜。这些孩子都来自在精神、教育、道德面貌和观念上都同他十分相近的家庭。他头脑里闪现出一个念头:跑到前面去,向他们投降,这样就可以脱身。但这样做太危险,有性命之虞。如果他举起双手朝前跑,那不等他跑到战地中央,就会遭前后夹击,被双方打死:游击队打死他是因为他背叛,白军打死他是因为弄不清他的意图。他已不止一次碰到过类似的场合,曾反复考虑过每种可能,最后他承认这种逃跑计划是不可行的。日瓦戈怀着这种矛盾心情,空着手继续趴在地上,面对荒野观战。然而,在这你死我活的激烈战斗中,袖手旁观是不可想象的,也是办不到的。这并不是他要忠于俘虏他的一方,也不是要保性命,而是要遵循眼下正在进行的事件的法则,在他前后左右所发生的事件的常轨上活动,袖手旁观则越出常轨。一定要同其他人一样干。战斗在进行,对方正朝他和同伴们开枪,他应该还击。当他旁边的电话员抽搐一阵之后死去时,他爬到电话员身边,解下他身上的子弹袋,拿起他的枪,回到原来的地方,一枪一枪地放起来。但是怜悯之心不允许他朝他所同情、喜爱的青年们射击,可是朝天空胡乱开枪实在太蠢、太无聊,他也不愿意这样干。他看到在他和枯树之间没有人,便朝枯树开起枪来。这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办法。他慢慢瞄准,轻轻地扣动扳机,但又不把扳机扣到底,仿佛不打算开枪似的,后来又好像完全出乎意外似的扣动了扳机,响起了枪声。日瓦戈又一次准确地把树下方的枯枝打得纷纷落在死树周围。啊呀,糟糕!日瓦戈尽管一再当心,怕打中人,但依然不断有人闯入他和射击的目标之间,碰上他的子弹。他先后击伤了两个,还有一个时运也不济,在离村不远的地方倒下了,看来已经不行了。最后,白军指挥官看出进攻是徒劳的,便下令后撤。游击队人数不多。他们的主力有一部分在行军途中,另一部分只顾和更强大的对手周旋。因此,他们并没有追击敌人,免得暴露自己人单势孤的弱点。医士安格利亚尔带了两个卫生兵抬了一副担架来到前沿,日瓦戈指挥他们救护伤员,自己走到毫不动弹的电话员身旁,希望他还有口气,把他救活。但电话员已经死了;日瓦戈不肯罢手,又解开他的衬衫听他的心脏——心脏已经停止跳动。死者颈上挂着一个护身香囊,日瓦戈把它摘下来。香囊里是一张缝在布套里的纸,纸的四边都卷起来了,皱得不成样子。日瓦戈把大半已成了碎片的这张纸摊开。纸上抄的是《诗篇》第九十一篇的要点,不过由于人们反复传诵,与原文已相去甚远。原文是教堂斯拉夫文,抄在纸上的几段是用俄文写的。诗篇原文是:“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已成了符咒文的标题:“速救法”。诗篇原文“不必怕……白日飞的箭”变成了一句鼓舞士气的话:“勿怕飞战中的箭。”“因为他知道我的名”变成了“以后知道我的名”。“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变成了“很快就让他去过冬”。这篇文字被当作具有防弹护身奇效的护身符。早在上次帝国主义战争中士兵便佩带它。过了若干年后的今天以及后来,被捕的人还把它缝在衣服上,当他们在夜间被带去受审时,便反复诵念。日瓦戈离开电话员,走到被他击毙的年轻白军士兵身旁。士兵俊秀的脸上现出一副纯洁宽厚的痛苦表情。日瓦戈心里想道:“我为什么打死他呀?”日瓦戈解开士兵的大衣,掀开下摆。衬里上工整地绣着死者的姓名:谢廖扎·兰采维奇。看样子,这是他母亲那双勤劳而温柔的手绣上去的。从谢廖扎衬衫肩部滑出一条挂在项链上的十字架、一块颈饰片和一个扁平的金匣子——很像一个扁烟盒——盖子上有个凹印子,好像被铁钉钉过一样。匣子半开着,里面掉出一张折得四四方方的纸。日瓦戈把纸摊开——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又是《诗篇》第九十一篇的文字,不过是斯拉夫文。这时谢廖扎忽然呻吟起来,伸了一个腰:他还活着。后来才弄明白他的头部受了轻度震荡。子弹打在她妈妈给他的小匣子上,这才没要他的命。但他现在昏迷不醒。怎样处置他?这时,交战双方的残暴已达到顶峰:俘虏不会活着送到指定地点,敌方伤员就地刺死。林中部队的成员很不稳定,不断有新人参加,也不断有老成员投奔敌方。如果能严守秘密,可以让谢廖扎冒充刚刚投奔来的新成员。日瓦戈把自己的意思如实地告诉安格利亚尔,在安格利亚尔的帮助下,脱下已死的电话员身上的外衣给这个尚未恢复知觉的少年穿上。日瓦戈与安格利亚尔两人照料着他。等他完全恢复了健康,便把他放走了,但他对两位恩人表示,他将重返柯尔察克部队,继续与红军作战。(未完待续)朗读者:李静喜马拉雅“静读有声文学”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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