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照片是摄影家徐肖冰先生于年在延安鲁艺托儿所拍摄的，照片中那个憨憨地笑着的小女孩（右三），长大后成了北京电影学院的教授，她叫舒晓鸣。当年到家中采访时，我无意中看到墙上悬挂的这张年代久远的黑白照片：几个快乐的孩子，绽开一张张笑脸，既自然朴实，又活泼多姿。舒教授指着照片中右边第三个孩子，笑着对我说：“那个咧嘴傻乐、又黑又胖的孩子就是我……”
北京卫视正在热播的《啊摇篮》以及年上映的电影《啊！摇篮》正是取材于照片中这些孩子的真实故事——上世纪四十年代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成立托儿所，众多革命同志为了保护这些“红色后代”而出生入死、浴血奋战……
舒晓鸣教授在照片背面签名
这张由著名摄影家徐肖冰先生拍摄的照片，是延安保育院“红色后代”最珍贵的历史写真，徐老年4月11日将照片赠与舒晓鸣。
从重庆到延安：冲过重重关卡
舒晓鸣回忆说：“我两岁的时候，妈妈怀着大妹妹，带着我，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出发，经过国民党的层层关卡艰难地来到延安。听妈妈说，临走的那天，周总理、邓颖超同志和办事处的其他同志都来送行。车上装满了运往延安的药品和物资，超过了卡车两边的围板，妈妈当时肚子里怀着妹妹，脚上长了一个大疮，非常疼，怎么也爬不到车顶上去，还是周总理了解情况后，动员大家帮忙，才把她送上车顶，同车还有贺绿汀的夫人江瑞芝阿姨，当时她已身怀六甲，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一路上，国民党百般刁难，有一次甚至把大人孩子集中在一起，架起机关枪进行威胁，最后还是周总理出面找蒋介石交涉，才予放行。离开重庆才三天，皖南事变爆发，爸爸和贺绿汀伯伯原本打算第二批坐车来延安的计划根本不可能实现了。后来爸爸他们一批文化人辗转到了香港，最后在周总理的关怀下，通过东江游击队营救，直到年才到达延安。”
延河滩上的最美童年
舒晓鸣两岁时入延安第一保育院，后来又上了安塞第一保小。
“父母当时都是普通干部，我上保育院和保小，父母写份申请就行了。当时延安有好几所保育院，无论是高级干部还是普通干部的子女，都没有什么分别。”
延安的“红色后代”
舒晓鸣的父亲是我国民族歌剧的开拓者之一、已故的著名戏剧家舒强先生。年，舒强参加了左翼剧联组织的抗敌救亡演剧队，后辗转来到延安，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和戏剧导演工作，他与王大化、王滨导演的歌剧《白毛女》为我国民族歌剧树立了新的里程碑。
舒晓鸣常常用“艰苦并快乐着”来形容她在延安的童年生活。
“我到延安后就跟妈妈来到桥儿沟鲁艺所在地。延安鲁艺聚集了一大批文艺精英，他们风华正茂，才华横溢，向往革命……当时，我爸爸还没有来延安，只有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因为妹妹小，妈妈要照顾她，自己还要工作，我经常自己玩。”
年春，中国共产党创办了综合性艺术学院——鲁迅艺术学院，抗日战争时期，奔向“鲁艺”成为中国优秀青年最时尚的选择，也成为滚滚向前的文化潮流。这里培养了艾青、丁玲、贺绿汀、贺敬之、王昆、于蓝、孙铮等一大批优秀文艺工作者。
舒晓鸣和母亲、妹妹在延安的家门口
“当时鲁艺未婚的小伙子和姑娘很多，有的是教员，有的是学员。他们早上到延河边刷牙洗脸，晚上到延河边洗脚，夏天到延河里游泳，冬天到延河上溜冰，这样，延河滩成了我经常玩耍的好地方。听大人们说，当时延河的水经常是清澈的，能看到里面的小鱼在游。延中的学生有的敢生吃小鱼，听说蝌蚪能治疥疮，有的还专门生吃蝌蚪……”
在舒晓鸣的记忆中，延河的水滔滔不绝、长流不息，一个大人站进去能没过大半身。当时的延河，水很多，随着季节的变化，有时还会发大水，因此，延河两边有很宽的河床……舒晓鸣记得曾经坐在叔叔的腿上在延河里游泳。有时她在延河边的河滩上玩沙子、晒太阳。这时她就成了“鲁艺”叔叔阿姨们的“玩偶”，叔叔阿姨经常让她表演一个，她就会把两只胳膊交叉在胸前，噘起小嘴，翻着白眼表演“老婆生气”——
或者是找一根树棍，一头叼在嘴里，当烟袋锅，表演“老头抽烟”——
舒晓鸣表演得非常认真、专注，逗得叔叔阿姨们哈哈大笑……
延安的生活是艰苦的，但留给舒晓鸣的记忆却是美好的。她说延安是诗与歌的摇篮。每当夜幕不知不觉拉下的时候，一天中最美丽的时刻就来临了。人们都回到自家的窑洞。远远看去，山和山在朦胧的夜色中静静地对望着，山上一排排的窑洞只有极少的窗户放出温暖的黄色灯光，更多的窑洞被夜色笼罩着看不清楚，却清晰地传来“信天游”的歌声——
“青线线那个蓝线线，蓝个英英（的）彩，生下一个蓝花花，实实的爱死（个）人。”“五谷子那个田苗子，数上高粱高，一十三省的女儿（哟），数上蓝花花好……”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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